一门三院士 —— 梁启超的育子经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伍》

“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这句话是王桂荃女士对他的三个儿子(学建筑学的思成、学军事的思忠、学考古的思永)专业的幽默描述。

当然，对不熟悉民国历史的人来说，思成、思忠、思永以及他们背后伟大的母亲——王桂荃这四个人的名字或许有点儿陌生，但三位孩子的父亲却是谁都知道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任公)先生。

梁启超有九个儿女，在其精心栽培下，个个成才，成就非凡，他们就像一组璀璨的明星共同再创了梁氏家族新的辉煌：长女梁思顺——一代才女，在诗词曲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著有《艺蘅馆词选》；长子梁思成——中国近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开创者，联合国大厦设计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怀仁堂整修的指导者，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二子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三子梁思忠——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归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军官，但不幸英年早逝；

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被公认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西文图书编目专家；

四子梁思达——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三女梁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先后任山东省妇联主席和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四女梁思宁——新四军，是一位老革命家；

五子梁思礼——中国导弹和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学术带头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氏家族创造了一门三院士(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的奇迹，这在中国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不多见的。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作为父亲，梁任公是如何教育子女的呢？作为当代父母，我们又能从梁任公身上借鉴到或学习到什么呢？

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上讲演《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开门见山地讲道：

由此可见，梁启超是个地地道道的趣味主义者。这种“趣味”是他的信仰与追求，贯穿于梁启超学问与生活的始终。

作为父亲，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方面同样推行“趣味教育”，他往往充分尊重子女的个性，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因材施教。在二女儿梁思庄的专业选择上，梁启超出于国家现代生物学是空白的考虑，有意让女儿思庄主修生物学，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思庄学了很长时间，对生物学没什么感觉，始终提不起兴趣。她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二哥梁思成，梁启超从思成那里得知此消息后，急忙写信安慰女儿：

后来，思庄改学自己感兴趣的图书馆学，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专业，回国之后成为著名的图书馆专家。如果梁启超不顾思庄的兴趣硬要将其拉在没有“趣味”的生物学上，恐怕当时中国生物学空白不一定能填补上，还很有可能痛失一位出色的图书馆专家！梁启超依据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趣味”学习和工作，无疑是最明智的。

由于梁启超特别推崇“趣味”，所以他特别鼓励孩子们在学好专业之外，还要有使自己娱乐的学问。长子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不仅成绩优异，业余爱好也十分广泛，音乐、美术、体育样样在行。钢琴、小提琴、小号、短笛，也十分擅长(曾经担任过清华管乐队的队长)，爬高、爬绳、跳绳相当厉害(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梁启超对思成的活跃表现相当满意，而当思成到美国求学，只专注于自己所学的专业时，他很是担心，于是立即写信教诲：

原来在梁启超的眼里，学问并不是第一位的，趣味学问带来的生活趣味才是宗旨！

孟子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梁启超很好地把孟子的这种忧患意识运用到了家庭教育上，鼓励儿女们在困难和挫折中磨砺品质。

1923年，梁思成在出国前夕外出不幸遭遇车祸，伤得很重，并留下了腿部终身残疾。梁启超得知消息后，最担心的不是思成身体上所受的伤害，而是担心他精神上因此受到重创，从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急书劝慰梁思成：

父亲的谆谆鼓励和教导，使梁思成在挫折面前坦然面对，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待梁思成留美归来，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任教选择上举棋不定时，他最终顺从了父亲的心意，选择了条件艰苦、待遇远远不如清华大学的东北大学。这何尝不是梁启超的真知灼见呢？人格的磨砺为梁思成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当儿女在事业上遭遇不顺时，梁启超常常教诲他们“尽人事，听自然”。大女儿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国贤)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毕业之后长期担任北洋政府驻菲律宾、缅甸和加拿大等国的领事和总领事，外交事业上总免不了磕绊。梁启超经常写信给思顺，安慰她不要因为希哲事业上的不顺而不知所措，认为处在“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应该“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当口儿做到‘不改其乐’才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是很普遍的现象，如今我们熟悉的“毕业即失业”这种无奈而彷徨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十分流行。而针对这种就业难的情况，梁启超在家书中有言：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漫漫，即使是惨淡人生，也要学会处忧，学会直面，学会笑迎。这是梁任公对子女的勉励。梁启超言传身教培养着自己的儿女，梁启超的子女也谨奉着父亲的教诲，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各自精彩的历程。

在“父权社会”的家庭中，父亲有绝对的权威，父亲说的话是“圣旨”，儿女们只有“遵旨”的份。但梁启超在尊重孩子方面显然是时代的先行者。梁启超懂得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做决定之前先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心声，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和建议，像朋友似的与孩子们交流，常常以“你说好吗”“你的意见如何”“你的主意何在”等商量的口吻与孩子交谈。

更为难得的是，梁启超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也能持开明的态度。他替子女们挑选对象，但最终的决定权在子女自己手上，他从来不会横加干涉。梁启超的学生周希哲是一位出身贫寒的马来西亚华侨，思想进步，拥护维新变法，梁启超非常看重他，特别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女婿。后来梁启超将希哲介绍给最疼爱的宝贝闺女思顺，先让他俩相处一段时间，相互了解一下，看看俩人是否合适。后来，在思顺同意这门亲事的情况下，周希哲“入赘”梁家，成了梁家的“入赘”女婿。据说，当年他俩结婚时，周希哲还是坐着花轿来到梁家的呢。待到梁思成与才女林徽因“约定成婚”，感情日深时，梁启超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还自得地提到自己的得意婚姻之作：

当然，其本质上还是一种融传统观念与现代作风于一体的婚姻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有这样的开明却是难得可见的。

作为父亲，梁启超从来没有以“父亲”的名义要求孩子、斥责孩子，而是尊重孩子，放手让孩子做自己想干的事、能干的事。他不仅仅是父亲，还是孩子们学习中的导师、生活中的朋友、道德上的引导者。

梁启超的九个儿女共同的特点除了个个有才之外，还都有一颗炙热的爱国心。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人曾到西方留学，各个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成为各行业的专家。但没有一个为享受西方优厚的物质待遇而留在国外，都在学有所成之后，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之中。几十年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对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没有出国的两位子女(梁思达、梁思宁)也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梁氏子女炙热的爱国之心与梁启超的爱国教育密不可分。梁启超在孩子很小时就在家里讲爱国英雄的故事，在日本时，每天晚饭后孩子们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梁启超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兴趣盎然地给他们讲故事，其中多是民族英雄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历史故事。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爱国心渐渐深藏于心。孩子们长大后，梁启超也不忘教育孩子各尽其能、报效国家。他对孩子们的职业、人生规划，也往往是立足国内，期盼孩子们能实业救国。

梁启超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怀有深深的忧思，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女们，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情况堪忧，无论如何要尽“救国”职责。1927年1月27日，他在“致孩子们”的信中提到：

中国“病入膏肓”，但却不能放弃。由此看出，梁启超爱国之心至真至切！

在父亲梁启超的熏陶感染下，梁家子女继承了父亲爱国“衣钵”，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环境异常艰苦，但梁启超的儿女陆陆续续回国，与祖国共患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学业完成后，回到饱经磨难的祖国，在抗战期间深受身体病痛和物质贫困的双重折磨。当时有一所美国大学的科研机构想聘请他俩工作，但他俩立即拒绝了，思成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梁家子女的爱国心、民族情令世人称道。梁启超的好友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注》中写道：“又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而对于爱国的梁氏儿女们，何尝不是呢？

而在“治国”之后梁启超还有“平天下”的理想，梁氏子孙热心公益事业，其实就是在践行梁启超的“世界主义”理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每个中国人无不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但面对着美国可能将日本历史名城——奈良作为轰炸的目标时，梁思成毅然决然地向美国提出建议，最后使得奈良免遭战火，人类文明的遗产得以保留。梁思成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之情，更带有“天下为一家”的“世界大同”的意味。这种广阔的胸怀离不开梁启超对子女进行的“恩报社会”的教育。

记得曾经有人说过，梁启超一生最大的成功不在于他的“亦官亦学”，而是其对儿女的教育。梁启超言传身教培养着自己的儿女，梁启超的子女也谨奉着父亲的教诲，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各自精彩的历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欢迎转发朋友圈

公号转载须经授权，不得用于微信外平台

投稿邮箱：zggjls01@126.com

邮发代号：28-474

QQ群：460382533

电话：13372012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