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侯可：华山脚下的“关西孔子”

华山素有“华夏之根”之誉，其脚下的华阴，山水灵秀，人文厚重，是一方文明滋长的沃土。北宋庆历年间，学者侯可寓居于此，深耕讲学近二十载，虽未留下鸿篇巨著，却以躬身实践接续文明薪火。他开创的“华学”成为关中理学谱系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被时人誉为“关西孔子”。

一

侯可，字无可，太原府盂县（今属山西省阳泉市）上文村人，后寓居华阴，是宋赠尚书比部员外郎侯道济之子，也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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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读书多为功名，侯可读书却为“看懂世界怎么运转”。年轻时，他“倜傥不羁，以气节自喜”，说白了，就是那种不太安分、讲义气、爱出头的青年。后来他像换了个人，即便身处“奇寒酷暑”，也“未尝废业”。这份对学问的执着，最终让他成为“博极群书，声闻四驰”的饱学之士。程颢在《华阴侯先生墓志铭》中盛赞其学识渊博：“礼之制度，乐之形声，诗之比兴，易之象数，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药算数之学，无不究其渊源。”

侯可所研读的，绝非仅仅是泛黄的经卷，而是天下的秩序与人间的疾苦。这种“无不究其渊源”的探索精神、治学态度，为后来关学“学贵致用”的传统埋下深厚的伏笔，让学问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了扎根泥土的力量。

二

师者如灯，照亮的不只是书本，更是人心。

可将“以勤学新民为己任”奉为座右铭，“主华学之教者几二十年”。来学之人不止关中士子，“虽边隅远人，皆愿受业”；各地官员“交以书币”登门求教；即便朝廷使臣途经华阴，也会专程前来求教，故而“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足见其影响之广。

侯可讲学，从不只是教文字，重在先立其人。他与申颜的师友之道便是明证。申颜为人“非法不言，非礼不履”，关中之人无论老幼，见之皆肃然起敬。侯可对他直言过失、不留情面；申颜不以“闻过”为忤，反而说“吾不可一日失侯无可”，皆因“无可能攻吾之过”。这种重德行、务笃实的学风，日后成为关中理学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

申颜与侯可情同生死，二人在华阴讲学授徒近二十年。他们的治学思想与实践探索，在时间维度上先于后来盛行的关学、洛学。国学大师吕思勉以“开横渠之先路”许之，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关学之所以能在关中兴起，是因为先有人在华山脚下为学风养成、师友相结、讲坛设立以及“学要能致用”为学理念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程颐在《闻侯舅应辟南征诗》中称侯可“人称孔子生关西”，把舅父比作“关西孔子”，虽难免有亲戚滤镜，但也透出一个消息：在他们的成长视野里，这位舅父身上有一种“以一身担圣教”的气象。

侯可讲学的地理坐标就在华山脚下。后有学者研究：华山之“华”，“华学”之“华”，正是“中华”“华夏”之“华”。

三

侯可曾先后任巴州化城县知县、华原主簿、仪州判官、泾阳知县等职。无论身到何处，他都“必为之治学舍，兴咏读”，始终把重教兴学、传播践行理学视作己任，将学问运用于治水、兴农、固边的实践当中。

侯可躬行儒家思想的实践，首先体现在“尊王攘夷，仁政爱民”的政治追求上。当西北边帅韩琦计划谋取渭源地区时，侯可主动请缨前往西夏边境，召集“酋豪六百人”，陈明利害、晓谕“朝廷恩德”，最终“感悟酋豪”，使他们“输土纳金，愿为藩篱”。凭借忠勇与智慧，他不费一兵一卒，“一尘不惊而开地八千顷”，为边疆安定立下汗马功劳。

因军功受封武爵后，侯可又历任文职，在地方治理中践行仁政爱民的理念。在土薄民贫的巴州，他为农民减免“丝帛之赋”；为解除虎豹之患，他率众驱猛兽、开商路。在泾阳任上，他开凿小郑泉、修复郑白渠，扩大灌溉面积，助力农业生产，为当地百姓解决了灌溉用水难题。

侯可在华山脚下讲学近二十年，他的思想与实践，如同一粒种子，在关中风土中生根发芽。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躬身践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一脉相承，滋养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其在宋代理学发展脉络中的价值，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与研习。（渭南市融媒体中心 华阴市委宣传部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