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11月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发言，主张国际刑事法院应防止不当扩大管辖权，中方不认同该法院在安理会移交情势之外去管辖非缔约国国民。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案子正好卡在审判门槛上，11月30日正式开庭。

先把时间账算清楚。据报道，杜特尔特被关押在海牙的单人囚室里已快二十个月，到2026年11月，支持者围绕配合逮捕令合宪性递交的请愿在最高法院悬了将近600天，法院至今没对核心问题作出裁决。同一天联大表决该法院年度报告决议，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中方投弃权票，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投反对票。

争议的头一脚，就踩在有没有资格审人这个最要命的问题上。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罗马规约》，退约生效。法院咬住不放的理由是规约第127条，退约不影响对退约前所涉犯罪的管辖权。2026年4月22日，上诉分庭又把这套逻辑往前推了一步，用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论证，若允许一国发现自己被调查就退约脱身，规约终结有罪不罚的宗旨就成了废纸，可国家退约权也得有效，法院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问题在于，这个平衡是法院自己画的线，不是条约文本写明的。国际刑法学者Michael G. Karnavas公开质疑，上诉分庭对第127条第2款的解释在条约逻辑上站不稳，退约后遗留管辖权的边界模糊得离谱。上诉分庭内部也并非一致意见，格鲁吉亚籍法官洛基帕尼泽在4月22日发布部分异议意见，认为法院对杜特尔特反毒行动相关指控行使管辖权可能超出法律边界。连内部口径都没能统一，法理底气有多厚，外界自有判断。

把眼光放到别的案子上，两面镜子就摆在那里。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2011年被送到海牙，罪名是危害人类罪，当时科特迪瓦尚未加入《罗马规约》，2013年才正式加入，案子是国内政治力量推动下提交给法院的。巴博在押多年，2019年1月审判庭判无罪，理由是检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其刑事责任，2021年3月31日上诉分庭维持无罪，他才得以回国。

肯尼亚鲁托案又是另一层曲折。2012年法院以反人类罪起诉肯尼亚副总统鲁托和记者桑，牵涉2007至2008年大选后的暴力。案子拖了两年半，2016年4月5日审判庭撤销全部指控，表面理由是检方证据不足，主审法官在裁定中提到案件受到令人不安的证人干扰和政治干预影响，人权观察记录也显示多名证人因恐惧退出作证。这套程序碰上能干扰证人的政治能量，运转起来就很吃力。

视线拉回马尼拉，这从来不是单纯的国际司法故事。2025年3月11日杜特尔特刚落地马尼拉机场就被拦下，背后是小马科斯政府作出的配合决定。2026年5月11日，众议院以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对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条款，若参议院最终以三分之二多数定罪，莎拉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她的民调在2028年总统选举潜在人选中居首。

同一时段，法院2025年11月秘密签发对杜特尔特时期警察总长、现任参议员德拉罗萨的逮捕令，2026年5月11日才公开。德拉罗萨向最高法院申请临时限制令，最高法院以9票驳回、5票支持、1票弃权拒绝，裁定他没有免受逮捕的清晰权利。这600天的沉默本身就值得注意。

中方立场的一贯性有据可查。2025年3月11日杜特尔特被捕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态，主张法院严格遵循补充性管辖原则，依法审慎行使职权，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再往前，2014年5月22日，中俄在安理会否决了法国提交的将叙利亚情势移交法院的决议草案，理由是安理会把特定国家的国内情势推给法院，只会让局势更复杂，无助于政治解决。从叙利亚到菲律宾，这条线是连贯的。

说到底，法院在杜特尔特案上要回答的问题，和巴博案、鲁托案暴露的是同一个。管辖权边界靠法官解释划定，证据链一碰政治动员就松动，逮捕令能否落地又看当地政府配不配合，它审谁、什么时候收手，就很难只用法律两个字解释干净。杜特尔特有没有罪，最终应由法庭上的证据说了算，而这场审判从管辖权争议到执行时机，每一步都踩在政治节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