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琼崖脊梁”

伟大长征，铁流万里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

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母送子，妻送郎

湘江血，赤水浪

乌江急，铁索寒

雪山冷，草地荒

……

那是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远征

远征的队伍里

有8位从海南走出的英雄儿女

他们中

有人把雪粉当冰淇淋

有人攥着驴尾巴过草地

有人从粪堆里抠粮食充饥

……

长征期间，张云逸三次临危受命。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受阻，负责先遣调查的张云逸冒险深入敌区侦察，带回“贵州方向兵力薄弱”的情报，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后来经情报部门证实，国民党军果然已在红军原计划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

红军进入贵州后，乌江天险横亘在前。中革军委将架桥协助部队渡河的重任交给了张云逸。面对水流湍急的乌江，张云逸和战士们用竹筏和门板架成桥体，用装满石块的大篓子做成石锚固定浮桥。浮桥的架设，保障了中革军委纵队顺利渡过乌江。

1935年6月，中革军委委任张云逸率干部团上级干部队（上干队）组成收容队，这是他第三次临危上阵，负责收容军委纵队和各军团的落伍人员。

陈毅曾评价张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长征路上的这三次任务，他做的恰恰都是“配角”工作，却无一不关乎全军安危。

“庄田不能扔！”这是庄田随第五军团过雪山时，军团长董振堂所说的。

那时，庄田因长期作战腿部受伤严重，已经不能行走。彼时，由于行军困难，许多无法行走的官兵都被留下了。庄田不愿拖累队伍，于是主动跟董振堂反映，提出就地留下。但董振堂坚决不答应：“谁都能扔下，庄田不能扔！他会打仗！”硬是叫人抬他过雪山。

这话并非无的放矢。

长征途中，庄田参与指挥过不少值得称道的战斗。老木孔战斗是其中一个。他率第八团从拂晓等到下午2点，放过敌人前3个团，直取敌指挥机关，不到20分钟将其打掉，又同七团合力吃掉敌人2个团。此战成为红九军团转危为安的关键。

长征本就艰难困苦，符确坚偏偏还有着一双“扁平足”。这双“扁平足”意味着，他平日里走路就要比常人吃力，时间一长还会感到不适，更何况是在恶劣的环境中长途跋涉，其中的艰辛和煎熬可想而知，但他依旧咬紧牙关，铆足狠劲儿，一步一步往前挪。

除了白天跟着队伍急行军，长征途中的夜里，当将士们倒头昏睡时，符确坚还会点起一盏小灯，强忍困意誊写文书、镌刻钢板、印刷战报。常常刚把手中的活计做完，天就已经亮了。一夜未眠的他，又得跟着队伍向前开进。

对谢飞来说，最难的可能是过大渡河那一段路了。

1935年5月，红军来到大渡河安顺场。这时谢飞正发高烧，浑身乏力，但她硬是撑着，拄着拐杖紧跟队伍。上山时，她一步一步向上挪；下山时则两手撑地，一步一步向前滑。谢飞好不容易到达泸定桥头时，大部队已经过桥。桥下是万丈激流，桥身摇摇欲坠，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

有战友担心谢飞过不了泸定桥，提议将她寄在老乡家里，倔强的谢飞说：“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她稳住心神，坐在临时铺的桥板上，紧紧抓住冰冷的铁索，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向前艰难地挪动。半个多小时后，她才挪过了泸定桥，接着又凭着惊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

谢飞所在的干部休养连虽然是一支由老同志、女同志和伤病员组成的特殊连队，但照样要自己筹粮。

在过草地前，粮食奇缺。有一天，谢飞等女红军意外发现牲口圈粪堆里有许多麦粒，大概是牲口吃了没消化又拉出来的，上面甚至爬着蛆虫。她们在粪堆中扒出麦粒，用河水搓洗干净后炒熟充饥。

1934年长征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苏区的4所学校合并组成干部团，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战斗。云广英就处在干部团队列中，为干部团教员，属于文职人员。长征路上极其艰苦，云广英与战友们一样，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充饥，能活下来殊为不易。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云广英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

1934年10月，林青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

长征途中，他的工作主要在一条特殊而隐蔽的战线上——无线电通信，而电台就是他的“武器”。

长征期间，他在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部队的电台系统中，都担任过要职，包括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电台队长、政委、电台特派员等。

从传达作战指令，到收发情报，再到部队间的协同，电波交错，不见硝烟，却关乎生死。这位隐藏在红色电波里的“听风者”，以他的专业能力，在无线电波这个无形战场上叱咤风云，为红军长征的通信保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只言片语，满纸悲怆。

所幸，陈铣的名字得以留存。

然而，铁流二万五千里，多少无名忠骨埋青山？

那里面，不知道还有多少琼崖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