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婚约：在林徽因、梁思成与徐志摩间，梁启超扮演了如何的角色？

文｜陈新华

梁启超和林长民，对于徐志摩，一个是恩师，一个是知己。然而，当这两位于自己有着特殊意义的人在此事上站成统一战线，他们所代表的，就远不止是两个具体的反对的声音，更是一道横亘在面前、代表传统礼教的壁垒

梁父又急又忧

　　另一位父亲梁启超的努力，一点不输于自己的亲家公林长民。

　　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生活，盛名之下的梁启超，一直保持着一种思想领袖的自觉。只是在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中，他的启蒙和引导也常常表现出矛盾的面向。

　　维新运动中，他呼吁“一夫一妻制”，宣称要“尊重公权割私爱，需将身后做人师”；但就在戊戌变法四年后，由自己的妻子李蕙仙做主，他纳了李氏的陪嫁丫头王桂荃为妾。在家中，他只称王桂荃为“王姑娘”“王姨”，对外则闭口不提，讳莫如深。

　　作为一位从旧时代破浪而出的“女性主义者”，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发表过讨论女性教育问题的文章《论女学》。

　　在他笔下，知识的生产没有性别的界限，男女间的差别，只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无论什么样的学问，“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甚至女性有可能还做得更好。

　　然而，和他一贯的新旧缠斗、自我冲突一致，梁启超在女性议题中表达出的先锋性和现代性，在具体的人事中，尤其是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姻中，同样呈现出幽微而复杂的面向。

　　作为林徽因个人的一名“事业粉”，梁启超和林长民一样，关注林徽因智识的成长。培华女中读书期间，梁启超留意到清华计划招考五名半官费留美女生的消息，这位在公车上书时便倡导女学的改革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可能改变一个年轻女性命运的机会。他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长民，并建议林徽因报考。

　　1925年11月，林长民罹难关外，林家大厦倾倒，20岁的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到噩耗，当即决定辍学回国。关键时刻，梁启超再次介入——他以世伯身份去信，承诺承担林徽因全部留学费用，恳切劝她完成学业。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劝学信：

　　人生在宇宙间几十年，总要替宇宙做一点事。做一国的国民，总要替本国做一点事。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在那几万万丈之长的文化线上用自己的努力添上一寸半寸。越发有天才的人，责任便越发重。徽音是一个天才的孩子，她的特别责任是要常常牢记的⋯⋯

　　以梁启超的眼界、如日中天的成就和声望，不难想象，他这番话在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心中的分量。

　　这样的表达，延续了梁启超自己一贯的启蒙立场，也道出了和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对“新女性”的一种想象——本质上，它和林长民携女儿欧游时所秉持的“养成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的期待并没有任何不同。

　　这种跨越代际的支持和指引，客观上确实为林徽因打开了通向现代学术殿堂的大门，然而门后的道路，也必然铺着上一代人认知的砖石。

　　即便自认开明如梁启超，在子女婚姻这样的私人领域，仍难以完全褪去传统家长的角色底色。

　　“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恰也说明，他确实是在梁思成之前作出了选择。并且，他也和林长民一样，为了自己“观察看定”的这段姻缘，一路护航扶助，直到修成正果。

　　对于梁启超，这一路之上最大的变数，同样是徐志摩。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当获悉徐志摩为林徽因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专程回国，梁启超又急又忧。1923年1月2日，他“夜中思此，不复成寐，披衣起”，直到凌晨三时，草成一封七页长信，以老师的身份出声劝诫：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欢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欢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