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河北霸州，一个男孩出生。2006年11月15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中间这94年，中国奥运史上好几个第一次，都落在荣高棠手上。
他的名字后面常常跟着一长串职务。把职务拿掉，剩下的是一本账，一年一行，行行都对得上具体的事。1912年这一行只写得出一个出生地，后面的每一行，才慢慢有了内容。
1932年，他考进清华大学外文系，一个河北青年进了北平的学校，念的是外国文学。1936年，他入党。从入学到入党，中间四年，这四年里他把一辈子的方向定下来了。
抗战那些年，他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也是在重庆，周恩来给他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小乐天”。周恩来管自己叫“赛乐天”，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墙报栏上。
一个是“小乐天”，一个是“赛乐天”。这两个称呼放在一起，能看出当时那个院子里的人是怎么相处的，也能看出他在那一批人里的位置。
1949年，账本翻到最重的一页。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这件事是他一手操办的，他出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那一年他37岁。一个刚从战争里出来的国家，体育摊子是空的，人要重新找，场地要重新找，规矩要重新立。摊子空不可怕，怕的是没人相信这个摊子能撑起来，所以他先做的，是把愿意干活的人一个个凑齐。
体育总会是群众团体，不是政府部门。团体要办成事，靠的是信用、人脉和一双跑得动的腿。1949年他接的正是这种活，没有编制，没有先例，只有一件事要办成。
秘书长的位置是干活的位置。上面定方向，下面缺人手，中间这一层全靠他自己跑。体育总会从无到有，写文件的、找人谈事的、搭台子的，都是同一批人。
1952年7月，他率团去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那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团参加奥运会。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村升起。这件事的分量要放回1952年才看得清：一个成立刚三年的国家，在世界赛场上有了自己的旗。第15届这个编号，今天的人要查资料才知道，可1952年能站在那个编号里的国家并不多。
那一批人回国时，带回来的不只是比赛成绩。他们带回来一个判断：这件事不能四年才做一次，得有个常设的机构天天管。
回国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国家体委。报告递上去，中央三天就批了。三天这个速度说明上面早就在等这份东西，等的就是一个能把事说清楚的人。
国家体委成立，贺龙当主任，他当秘书长。主任是元帅，秘书长是他，一个管方向，一个管落地。
一个体委要管的事，细到运动员吃什么、场地怎么修、教练从哪里来。这些事写不进历史书，可少了它们，赛场上的成绩也不会出现。
毛泽东后来说过一句话，说他是“管六亿人民大事的人”。这句话在体育系统里传了很多年。
六亿人这个数字放在体育上，意思是从少数人的竞技，变成多数人的身体。他后半辈子的工作，都在这句话的范围里。
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他的头衔换过几次，事情没换：办比赛，建队伍，定制度，把摊子一点一点撑起来。那时候办一场全国比赛要协调的部门，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队伍要有人带，比赛要有人组织，孩子要有地方跑，一个国家的体育底子就是在这些琐碎里立起来的。
1983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上海给他颁了银质奥林匹克勋章。他是中国第一个拿到这枚勋章的人。
颁奖的人是萨马兰奇，地点在上海，这两样凑在一起，能说明那年国际奥委会认的是什么。那一年他71岁，从第一次带团出国到站上这个位置，中间过去了31年。勋章颁给的是个人，不是单位，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常见。
1987年，他75岁，重新成了家。这一行在账本上只占一行，不多写。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没成。他伤心得不行。那一年他81岁。
81岁的人为一次投票伤心，说明奥运在他这里早就不是一份工作，是他自己的事。
2001年，北京第二次申奥成功。他已经90岁。输的那次和赢的那次中间隔了八年，八年里他没有退场，还在为同一件事说话。
90岁的人听到那个消息是什么样子，没有留下记录。能确认的是，他等到了那一天。
晚年他的日程慢下来。八十多岁的人，还在问申奥的进展，还在出席体育界的活动，天气好的时候还下场打球。一个人的爱好能留到那个年纪，说明他这辈子跟体育不是只签了一份合同。
2006年11月15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家门口那届奥运会，他没有等到。他走的时候，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两年，这一段空档是这本账上唯一没能补上的一格。
从1952年赫尔辛基那面旗，到2001年那次成功，中间隔了49年。这49年里中国体育起起落落，他大多在场，有的场合在台前，有的场合在幕后，几乎每一段都有他的位置。
国家体委后来改过名字，牌子换过几次。那套班子的底子，是他1952年那份报告打下的。
一份报告，三天批复，一个机构，几十年。这笔账算下来，投进去的是一个人，长出来的是一整套体系。
今天提起中国奥运，人们先想到的是金牌、开幕式和场馆。再往前推七十多年，先有的是一间办公室，一份报告，一趟去赫尔辛基的远行。
94年，他记完了自己那一栏。剩下的空格，留给还在场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