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明众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与毛泽东是两位前后相继、影响深远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对孙中山这位“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评价，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对另一位革命家的历史判断，更涉及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自身的革命谱系、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以及如何建构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等重大问题。纵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从五四运动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大量讲话、文章和著作中反复提及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相关论述绵延数十年。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经历了从“批判地继承”到“继承与超越”的深层转变，这种变化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形势的演进，也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遗产的辩证态度。

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

毛泽东与孙中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春，毛泽东正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深受感动，连夜写文章张贴在学校墙上，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表明了他对孙中山的推崇。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多年后他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文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银元的月薪）。”这段亲身经历，使毛泽东对辛亥革命既有切身体会，也有独特的观察视角。

191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他评价说《湖南公报》能看到这些演说，但《大公报》却看不到，“为可惜也”。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再次提及“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1917年春，毛泽东致信宫崎寅藏（白浪庵滔天），对其支持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事业深表钦佩。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孙中山及其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年七八月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第一次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具有独立思考色彩的评价。他在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1920年，毛泽东致罗璈阶（罗章龙）的信中评价说：“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这里的孙黄指的正是孙中山和黄兴。毛泽东经过反思认为，主张改造社会应有一定的主义做旗帜，他说：“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当然，毛泽东并非简单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就。恰恰相反，他同时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肯定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即“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正是在这种既肯定又批判的分析框架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早期评价呈现出一种辩证的特征：他尊敬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帝制的勇气，但也清醒地认识到这场革命因缺乏广大民众参与和主义宣传而存在先天不足。这种既承认历史进步性、又指出阶级局限性的态度，成为他此后评价孙中山的方法论基础。

二、“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是国共合作正式确立的标志，也是毛泽东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的历史时刻。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记载，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代表编号为39号。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言。1月28日，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予以反驳，廖仲恺等多数代表支持。毛泽东抓住时机提议：“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右派的提案随即被大会否决。

1月29日，大会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比例来分配议员席位，提出此案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这一提案最终未获通过。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订了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毛泽东最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2月中旬到上海后，他很快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同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经费停发、内部无人负责、事务几乎停顿的困境，希望派员解决。但因孙中山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毛泽东闻讯后表达了深切惋惜。同年10月20日，他在所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的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毛泽东称呼孙中山为“伟大领袖”的文章。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据《政治周报》记载，右派“对三民主义作出种种歪曲解释，不仅抛弃了其中革命性的部分，也背叛了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与国民党右派的错误诠释相抗争，同年冬，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四期上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00大段论述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背景、意义及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含义，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剖析。他从革命目标和口号的局限、革命政党的不成熟、革命队伍的孤弱、国际环境的不利等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内在原因。

三、“在十年内战中他们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汪精卫集团也背叛革命。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并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这段严峻的岁月里，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几乎中断。据统计，毛泽东论孙中山的73篇文献中，1927年4月至1936年6月间几乎形成断层。这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革命情势紧密相关。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自成立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既要解决党内“左”倾问题，又要应对蒋介石的多次“围剿”，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艰苦卓绝的长征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此时垄断了“孙中山解释权”。蒋介石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将孙中山符号化为其军事独裁和屠杀共产党人的工具。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曾解释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他们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

表面的沉默下，毛泽东仍在思考如何处理与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关系。1936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系统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时，详细谈及辛亥革命对其思想影响，强调他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革命，当了一名战士。这表明，毛泽东并未放弃对孙中山的历史评价，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政治时机。

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希望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9月，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表达“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的观点。这样，毛泽东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者。

四、“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急剧增多。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论孙中山的文献高达40余篇，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及其革命。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代会上的报告指出：“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

9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10次提到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他说：“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毛泽东还巧妙地将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与中共提出的具体政策相结合，形成了凝聚各方力量的统一战线行动指南。他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了第一次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了第一次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演说中高度凝练地指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称这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他指出，孙中山“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然而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毛泽东号召全体国人“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

同年的纪念大会上，毛泽东还撰写了一副对联，其中上联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1月6日，毛泽东撰写完成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他在第二部分“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中说：“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这些都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贡献。

1939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6周年及孙中山逝世14周年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孙中山遗嘱的两条经验：“（一）唤起民众。（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同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6次提到孙中山。毛泽东在文中提出论断：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以孙中山为界。他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9月16日，毛泽东引用孙中山晚年的主张，认为在抗战严峻形势下应跳过“军政、训政”，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当时，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提问毛泽东说：“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么，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毛泽东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提及孙中山和新三民主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毛泽东在文中从理论高度系统阐发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历史地位。他明确地区分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指出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其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句话，原是孙中山的名言。毛泽东借用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对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认同，将孙中山晚年的政治遗产与国民党的官方解释区别开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论述孙中山多达20余处，其中多处直接引用了孙中山的有关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说：“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宣言里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主张。”他痛斥“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反对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认为正是这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涨时期”。他还指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正是遵从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方针。毛泽东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

毛泽东在文中数次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他说：“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了，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针对党内困惑，毛泽东还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命题：“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五、“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28年的经验。他在文中特别引用了孙中山临终遗嘱中的话：“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指出，尽管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宇宙观和阶级立场不同，但在反帝斗争问题上双方达成了基本一致。他说：“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毛泽东通过孙中山的经历证明，只有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才能提供真正援助，不应向帝国主义国家寻求帮助。他说：“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再次提及孙中山：“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这一极高的尊称，从此成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中的标准定位。

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前往南京视察。第一站，他就决定到中山陵献花圈，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敬意。1954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指出：“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这一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出发，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准确的历史定性。

195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关于孙中山最集中、最权威、最具总结性的论述，可以视为毛泽东对孙中山评价的历史定论。文章开篇即写道：“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

毛泽东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这两大丰功伟绩的概括，与此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区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思路一脉相承。

毛泽东在文中高度评价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在晚年实现了伟大的转变，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文中郑重宣告：“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宣告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明确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它也清晰地标示了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超越。

毛泽东还在文中称赞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他说自己听过孙中山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毛泽东高度评价说，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文字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评价，蕴含着一位革命领袖对另一位革命领袖的饱含真情的敬意和理解。当然，毛泽东也承认孙中山有一些缺点，对此应该理解。他说：“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结语

综上，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历史演进轨迹：从青少年时期的朴素敬仰到批判辛亥革命“脱离民众”的局限性；从国共合作时期认同新三民主义并全力支持其革命事业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评价一度沉寂；从延安时期明确提出“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将其纲领、政策、精神概括为“最伟大的贡献”到新中国成立后将其定位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并于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作出历史定论。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功绩及其革命先行者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其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局限，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基本上一致。这种辩证态度，既将孙中山恰当地纳入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链条，也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了完整的革命叙事体系与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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