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探花郎，如何点亮禅城南庄村“崇文”IP

清道光二年（1822年），殿试阅卷结束。阅卷大臣把拟定的名次呈给道光帝。罗文俊的名字，排在第七位。

按惯例，皇帝一般尊重阅卷大臣的意见，循例照准即可。但道光没有。他翻到罗文俊的卷子，读到他的一篇赋文——《落叶赋》。

根据后来的记载，道光“阅后动容”，御笔朱批八个字：

“清超之笔，空旷之神。”

随后，道光帝亲手将原本排在第七的卷子擢至第三，罗文俊由此成为探花。这个从南庄罗园村走出的读书人，在三十三岁那年，名列殿试一甲第三。

更难得的是，罗文俊不只是“会写”，也“会看”。

罗文俊历任陕甘学政、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多次出任乡试同考官、主考官，累官至工部左侍郎。身份从“被选拔者”变成“选拔者”，他的取才标准也很有代表性。史载其取才标准：

“择其文之独有见地，开径自行，不剽窃前人牙慧者录之。”

他选人，看文章是否有真知灼见，能否自创新路，不拾前人唾余。考官也不能只看表面的文辞，要从“外著之文”看到“中藏之美”。

罗文俊取录的学生多为一时之杰。晚清重臣李鸿章、李鸿藻，以及闽浙总督李鹤年、贵州巡抚曾璧光、状元章鋆等人，都曾得到他的赏识或拔擢。

其中，李鸿藻后来在为罗文俊文集作序时，仍感念道：“甲辰岁，公典京兆试，鸿藻闱卷实公所拔。”

罗文俊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段只供瞻仰的旧事，更是一种崇文重教、慧眼识才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南庄村被重新唤醒，沉淀为村庄的文化根脉，也生长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承的“崇文”品牌。

把散落的历史打捞回来

为了赓续崇文文脉、夯实文献根基，南庄村聘请历史文学研究专家，编写《罗文俊诗文集》和《南庄村村志》，把散落的文献、手迹和生平资料重新搜集、整理、编纂出版。

这是基础性的一步。文化品牌不能只靠口耳相传，先要有史料作底，才能谈展示、体验和传播。

文献立起来之后，还需要空间承载。南庄村把闲置用地改建为探花园、耕读园、崇文园、荷香园四个公园；把沉寂多年的祠堂和公屋改建成探花文化馆、探花文创馆、探花书屋、村史馆四个馆；另设一个探花文化中心，合称“四园四馆一中心”。

这不是简单的“景点拼盘”，而是一条从村史记忆、先贤故事、阅读体验、文创转化到公共活动的文化动线。

史料与空间具备之后，文化还需由静转动。要让崇文精神真正活起来，关键是人走进来、参与进来，并在这里留下记忆。

一场开笔礼

把第一课写进童年

南庄村最具象征意义的活动之一，是崇文开笔礼。

百名学童身着传统服饰，依次完成“净心净手”“正衣冠”“拜师礼”“朱砂启智”等仪式，齐诵《弟子规》，聆听罗文俊“修身治学”的故事，走进探花文化馆，近距离看先贤真迹。

古礼结束后，学童和家长一起划桨穿过探花水道，寓意“鱼跃龙门”。这堂“开学第一课”，让孩子记住的不只是仪式流程，也让崇文重教的种子在心里生根。

这里的关键，不是把传统做成表演，而是把“崇文”转化为孩子能参与、家长能陪伴、村庄能持续开展的公共仪式。一个孩子完成开笔礼，记住的不只是流程，还有“读书明理、修身治学”的地方文化记忆。

崇文不是一场一次性活动

南庄村没有让“崇文”止步于开笔礼。村里每年会评选“崇文家庭”，举办崇文丰收节，并在探花水道举行“崇文杯”五人龙舟赛。

从开笔礼到丰收节，从家庭评选到龙舟竞渡，“崇文”逐渐从一场仪式，变成一年四季可参与的生活方式。

2026年南庄村“崇文杯”五人龙舟赛。

这也让“崇文”这一文化IP真正有了落地载体：

有史料——《罗文俊诗文集》《南庄村村志》；

有空间——“四园四馆一中心”；

有仪式——崇文开笔礼；

有节庆——崇文丰收节、崇文杯五人龙舟赛；

有榜样——“崇文家庭”评选；

有传播表达——先贤故事、探花水道、“鱼跃龙门”的意象。

一条从“文献打捞”到“空间承载”，再到“活动活化”和“品牌延续”的路径，由此清晰起来。

来南庄村

走进探花故里

罗文俊从第七名擢至第三名，凭的是一篇获御批“清超之笔，空旷之神”的《落叶赋》。南庄村今天所做的，是把这种“崇文”精神从史书里请出来，让“崇文”不再只是被纪念，而是被看见、被体验、被传承。

来南庄，不妨从一场开笔礼开始，从探花文化馆走起，看一个村庄如何把探花的故事，写进自己的文化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