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铁矿石并非易事。但公元1000年至1700年间，南部非洲繁荣王国的都城——古代大津巴布韦城的居民，却是这方面的行家。

在这座石头遗迹城市附近的遗址中，成堆的碎石至今仍保留着炼铁炉群的痕迹。在城市西北25英里的马沙瓦村，一些碎片上还留有古人当年抹平炉体粘土内壁时的指印。

一些熔炉的宽度几乎与成年人伸展双臂的长度相当，炉壁厚实坚固，足以承受熔炼铁矿所需的超过2100华氏度的高温。与其他需要工人用风箱鼓风的熔炉不同，这些熔炉的设计可以自动吸入空气，再通过烟囱排出，无需人力操作。这大大简化了铁的生产过程，炼出的铁被制成锄头、斧头和箭头。

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冶金学家埃泽基尔·姆特瓦长期研究这些熔炉，他表示："这些熔炉的数量和规模，加上自然通风技术的运用，表明当时的炼铁生产已经相当密集，技术也十分成熟。"

科学家们对创造了这一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其他铁器文明的族群极为关注。研究显示，这些技术的缔造者是一群来自西非、善于适应环境、富有创新精神的族群。他们被称为班图语族群，大约从6000年前到4000年前开始，逐渐向非洲南半部扩张。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一种以农耕、畜牧、制陶和冶金为特征的、根本性全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带入了此前一直由狩猎采集族群主导的地区。

这场迁徙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历史和技术，也改变了当地的语言格局：如今，约有3.5亿非洲人使用大约500种各不相同的班图语系语言中的一种，从南部非洲的祖鲁语到东部非洲的斯瓦希里语，不一而足。而拥有班图血统基因的非洲人——以及许多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非洲后裔——数量同样庞大。

重建这场大迁徙的历史一直是个棘手的难题，尤其是考虑到该地区历史文字记录稀少、研究经费有限。但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组成了一支独特的联合团队，携手挖掘关于班图语族群深层起源、迁徙路径以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的线索。尽管仍存在大量争议和不确定性，这项工作正一点一滴地揭示着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人类迁徙之一。

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人口遗传学家桑德拉·贝莱扎表示："它彻底重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结构，我们非常想弄清楚这背后的来龙去脉。"

迁徙中的人群

有关班图大迁徙的最早证据，来自对班图语系各语言之间相似性的观察。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似程度之高，以至于1497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航行时，一名曾在西中非生活过的葡萄牙船员据说能够与东南非当地人进行交流。

19世纪的语言学家开始用"班图"（Bantu）这一名称来指代这一语系，该词是众多班图语言中"muntu"（意为"人"）的复数形式。后来的语言学家推断，这些语言源自一个古代族群，他们从西非迁徙到大陆各地——西非也正是班图语系语言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这与其作为语言起源地的身份相符）。

不久，考古学家也找到了佐证：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各地，发现了风格相似却又各具特色的陶器碎片，同时还有村落生活、金属制造、驯养动物以及西非作物的首次出现痕迹——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2000年内发展起来的。北部遗址的年代通常比南部遗址更为久远。牛津大学考古科学家沙德雷克·齐里库雷表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由北向南推进的轨迹。"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班图语言和技能是通过迁徙传播这一观点。难道这些文化习俗不能在人们原地不动的情况下传播开来吗？比如狩猎采集族群之间相互传授新技术、新语言和新习俗？

能够分析人类祖先谱系的基因技术，帮助解决了这场争论。我们每个人都与亲属共享一定比例的DNA：与兄弟姐妹平均共享50%，与表亲共享12.5%，与二代表亲共享3.3%，以此类推。尽管共同祖先生活的年代越久远，这些比例就会变得越微小，但统计学方法仍能梳理出其中的规律。

果然，2009年一项针对2432名非洲人的基因分析发现，来自西非、中非和南非的班图语使用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远比他们的地理距离所预期的要紧密得多。2024年，一个科学家团队分析了1763名非洲人的基因组，发现西非的班图语使用者之间基因多样性最高。随着与该地区距离的增加，多样性逐渐降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遗传学家卡琳娜·施莱布施是该研究的合著者，她解释道："这是一个族群从一个地方向外扩张的典型特征。"

神秘的根源

尽管语言学和遗传学数据都指向西非——尤其是喀麦隆的草原地区——作为班图人的发源地，但确凿的考古证据仍然十分有限。在草原地区研究最为充分的考古遗址——一处名为舒姆拉卡的岩棚中，出土的陶器碎片可追溯到7000年至6000年前，到5000年至4000年前数量变得丰富起来。这些碗罐最初只用刻痕和印章做简单装饰，后来则带有用雕刻或编织工具在湿粘土上滚压留下的痕迹，这些可能是班图人祖先留下的线索，但尚无定论。

在喀麦隆以南，考古学家在班图语族群最早的目的地之一——刚果雨林——寻找相关文物。在2010年至2023年间，比利时皇家中非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利文斯通·史密斯曾多次乘船沿刚果河而上，这是语言学家比尔吉特·里奎尔领导的团队的一部分工作。在多个村落中，史密斯发现了一种与西部地区风格一致的陶器碎片，其年代可追溯到2300年至2000年前。史密斯表示："这可能是最早进入雨林定居的班图人留下的痕迹。"

许多专家将这些陶器的传播轨迹解读为证据，表明制陶传统是班图语族群从其发源地一路带来的。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班图语族群究竟是何时以及如何掌握了农耕和冶金技术——尤其是，他们究竟是自行发明了炼铁术，还是从邻近的产铁文化那里学来的。

科学家已经能够推断出班图语使用者前往东部和南部非洲的路径。一些学者曾提出，这条路径在进入刚果雨林之前就已分叉成两条，一支向东前进，另一支则穿越雨林向南而行。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两支人群实际上是一起穿越雨林的，直到大约2500年至3500年前抵达雨林南缘时，才分成了向东和向南移动的两个群体。

部分证据来自语言学研究。与物种演化颇为相似，语言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分化演变，形成语言学家可以依据语法和词汇相似性来重建的"谱系树"。2015年，一组研究人员利用约400种班图语言的数据，通过计算方法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发现，刚果雨林地区的班图语言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且分化更为深远，这表明班图人祖先曾在此地长期停留，使语言得以充分分化。而分布在更东和更南地区的语言，似乎都源自这一更大群体中多样性较低的一个子群。该研究的合著者、比利时根特大学语言学家科恩·博斯托恩对此进行了解释。

后续的语言学研究以及基因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23年，贝莱扎及其同事比较了来自安哥拉（位于刚果雨林以南）的班图语使用者、来自东非国家莫桑比克的班图语使用者，以及来自班图人发源地喀麦隆的班图语使用者的基因组。

令人惊讶的是，东非样本与安哥拉样本（位于喀麦隆以南数百英里、雨林以南）的基因相似度，竟比与喀麦隆任何样本的相似度都要高。这表明安哥拉地区存在一个较近的共同祖先——贝莱扎解释说，这意味着班图人只有在抵达雨林南缘之后，才分化成了向东和向南两条迁徙支流。

齐里库雷表示，在班图人开始向东向南迁移之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农耕、炼铁、畜牧和制陶文化：东部和南部非洲许多古代班图人定居点都发现了这一班图"文化组合"的证据。

融合与交流

专家们推测，班图人在南部和东部非洲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连同他们的铁制工具，使他们得以生产更多粮食、繁衍更多人口，从而推动他们不断占据新的领地。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当地的自然景观，森林逐渐变成了农田，同时也影响了早已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专家推测，一些族群可能因此被排挤而逐渐消失，另一些则可能被迫迁往边缘地区，其中包括雨林狩猎采集者和科伊桑人等原住民群体，他们至今仍分别生活在中部和南部非洲。

然而，科学家们正逐渐发现，班图人与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深厚的联系。在2024年的基因分析中，施莱布施及其同事发现，中非部分班图语族群与雨林狩猎采集者共享约八分之一的DNA，而部分南非班图语族群与科伊桑族群共享的DNA比例也相当。显然，他们的祖先曾经相互通婚融合。

耐人寻味的是，就科伊桑人而言，这种基因融合往往源于班图男性与科伊桑女性的结合。2021年一项针对南非班图语使用者的研究发现，他们线粒体DNA（仅从母系遗传）中科伊桑血统的比例高于预期。但来自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中，班图血统DNA的比例却要高得多。一些专家推测，这种模式可能是班图男性掳掠科伊桑女性，或是因传统聘礼较低而偏好迎娶科伊桑女性所致。该研究合著者、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遗传学家阿纳尼奥·乔杜里表示："每当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权力差异时……往往就会演变成这种局面。"

这种模式也在语言上留下了印记。科伊桑语言特有的咂舌音，也出现在南部非洲的班图语言祖鲁语和科萨语中。博斯托恩推测，科伊桑人与班图人结合所生的孩子最初是双语使用者。最终，"他们失去了母亲的语言，但在班图语言中留下了母语的底层痕迹。"

考古学家也在研究班图农耕族群与其邻居之间的关系。马普托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大学兼万花筒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德西奥·穆安加表示，尽管双方可能因土地问题产生过冲突，但这些族群也曾相互合作、彼此学习。他一直在莫桑比克挖掘一处岩棚遗址，那里保存着数千年历史的石器、野生动物骨骼和野生植物遗存——这些都是狩猎采集族群曾在此生活的明显标志。但有趣的是，遗址中也出现了班图风格的陶器。穆安加表示："我推测，狩猎采集者是从农耕族群那里获得这些陶器的。他们彼此交流互动，并进行资源交换。"

也有证据表明双方存在文化交流：据欧洲人类学家记载，一些班图语族群曾邀请桑族狩猎采集者举行传统的祈雨仪式。

班图人的社会网络最终远远超越了非洲大陆的范围。公元1100年至1600年间，班图语族群建立的许多复杂国家社会，发展出了横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考古数据显示，他们曾进口中国瓷器和玻璃珠；作为交换，他们出口黄金、象牙和铁制品。事实上，一位12世纪的穆斯林制图师曾写道，南部非洲部分地区出产的铁——姆特瓦推测这很可能指的是大津巴布韦及其铁矿产地腹地——被认为质量远胜于印度等其他地区的铁。

姆特瓦发现证据表明，大津巴布韦附近的炼铁工匠会在熔炉中添加骨头碎片，这或许是某种炼铁祈福仪式的一部分，但其中也蕴含着科学道理：骨骼中含有钙质，能够加速铁从矿石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或许正是大津巴布韦人高超炼铁技艺的一个例证。姆特瓦说："一些在仪式或医疗实践中引入的材料，可能同时也对冶炼过程产生了技术上的有益效果。"

未来研究可期

尽管在重建班图世界历史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科学家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正努力加以弥补。

例如，语言学研究一直是重建班图历史的重要工具，但博斯托恩提醒道，目前经过充分记录、足以明确追溯语言谱系演变历史的班图语言数量非常有限。由于班图语系中一些古老的分支可能早已消亡，语言学家或许永远无法获得完整的数据集。

班图语系计算重建方法的另一个局限在于，这些研究通常假设不同班图群体分离后，各自的语言便是独立演化的。但实际上，不同群体在相遇和互动过程中，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广泛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事实上，维也纳大学的伊戈尔·亚诺维奇在2026年的一项研究中，当语言学家将班图语言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接触因素纳入考量后，便无法再重现此前语言学家所描述的那种分化模式——亚诺维奇是该研究的合著者，他曾在2025年的《语言学年度评论》中撰文探讨班图语言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在他看来，语言学家应当先致力于全面细致地记录班图语言，而后再尝试利用这些语言资料来理解班图历史。

为了获得新的见解，施莱布施正致力于从古代人类遗骸中提取DNA。通过揭示特定时期生活在特定地点的人群身份，这项工作有望阐明不同班图族群迁入、重叠或重新定居某一地区的时间与路径。施莱布施表示："我们在基因数据中越来越多地看到，当时的迁徙过程很可能相当复杂——呈现出一种'多波次叠加扩散'的模式。"

考古学家们则希望通过开展新的发掘工作，以及重新审视已有的文物收藏以挖掘新线索，来填补撒哈拉以南非洲考古记录中存在的巨大空白。但齐里库雷指出，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研究和实验室经费的支持，尤其需要非洲各国政府的资助；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欧洲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十分有限。他表示，若缺乏更多资金支持，"你就无法产生新的思路，也无法提出新的假设，更无法运用一些前沿科学方法去验证这些假设。"

三个领域的科学家都满怀希望，期待最终能够完整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们如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扩散、分化，将自身传统与早期居民以及至今仍生活在当地的其他族群的传统相互融合，从而创造出无数种独特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食物、哲学、语言、音乐和传统的独特融合。穆安加表示："如果你今天从西非一路旅行到东非，会发现一种独特的文化多样性，这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都很难寻觅。"他说，这种多样性再加上其他族群留下的文化遗产，"正是班图大迁徙所造就的结果。"

本文最初发表于《可知杂志》（Knowable Magazine）。

《可知杂志》，2026年。DOI: 10.1146/knowable-110326-1"（关于D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