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陆》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许，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早已聚集了大批百姓。这次被处决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后世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和杨深秀。早在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鼓舞和推动，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进行变法。然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因袁世凯的出卖以及保守势力的过于强大而归于失败。曾经的维新志士转瞬沦为阶下之囚，“大逆不道”的罪名加诸其身，斩首示众是他们悲惨的结局。临刑前，谭嗣同还曾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热血青年杀身成仁。

“戊戌六君子”作为殉道者的慷慨赴死令人敬佩，但是在危机面前拼力保存性命，留得一线生机，再寻救国之路，亦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梁启超便选择了后者。

光绪皇帝所诏令的变法运动伤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实权派的利益，看似进展顺利的变法实则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守旧势力发动了政变，让这场历时仅百日的维新变法彻底画上了句号。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于南海瀛台，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自己再次垂帘听政，与此同时，她也立即展开清算活动，下令关闭京师所有城门，急命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一时间，政坛风云突变，北京城内密布兵丁暗探，气氛异常紧张。

同一天上午，梁启超正在谭嗣同所住的浏阳会馆内与其商谈该如何挽救时局。没过多久，最坏的消息传来：康广仁被捕，南海会馆被查抄。事已至此，他们二人顿觉此次变法大势已去，当务之急是要筹划应对之策。谭嗣同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他已然怀抱必死之心，但是劝告梁启超赶紧前往日本公使馆求见正在北京的日本政界要人伊藤博文，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这样或许能够援救正在逃亡的康有为，进而令康有为设法援救被囚的皇上。于是，梁启超于当日下午二时悄悄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日本公使馆旧址  松树林  摄

日本公使馆内，林权助一看到梁启超便感知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梁启超要来纸笔写道：“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欲有两事奉托。君若尤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他所说的两事即解救被幽囚的光绪皇帝以及正在逃亡的康有为。面对变法失败后许多维新人士纷纷被捕的局面，梁启超觉得自己也难逃厄运。林权助答应了梁启超的嘱托，但同时表示梁启超不必如此悲观，自己或许可以为其提供帮助。

林权助暂且将他安置在馆内，并向伊藤博文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伊藤博文从日本政府的立场出发，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局和国际形势，企图以保护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施压，阻止慈禧向俄国出让那些日本企图攫取的权益。所以他指示林权助应该对梁启超施以援手，助其逃脱清政府的抓捕。

八月初七日(9月22日)，尚处自由的谭嗣同来到日本公使馆与梁启超相见。谭嗣同再次劝说梁启超保留性命，暂时离开以待来日。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写道：“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可以说，谭嗣同对梁启超做出流亡日本的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荣禄

此时的京城仍旧处于动荡之中，街道上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兵丁搜查、喝叫之声不绝于耳。慈禧太后深知康有为与梁启超的重要影响，所以密谕直隶总督荣禄务必捉拿康、梁。因坊间传言他们二人都躲在日本公使馆内，所以日本公使馆瞬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巡逻队、密探与看热闹的人群纷纷在附近徘徊。如此一来，公使馆也变得不再安全了，林权助遂决定在9月22日当天先护送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再让他从天津乘船去日本。为了躲避跟踪，林权助给梁启超剪掉辫子，让他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陪同下出了大门，向前门火车站奔去，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据说在天津火车站月台上，梁启超被他的一位朋友偶然认出并向荣禄告了密。不过，梁启超和郑永昌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进入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清政府也许是察觉到了什么，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外安排暗探监视，因而梁启超被困在馆内，无法脱身。

9月25日晚九时，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另外两名日本人陪同梁启超，化装成行猎者的模样，迅速离开领事馆，登上海河中的一条船，急向塘沽驶去。但是他们出发没多久，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快马号”就追踪而来，于当夜凌晨两点半在军粮城一带追上了梁启超一行乘坐的船只。小蒸汽船上的官差声称船内藏有清政府正在通缉的要犯康有为，要求上船进行搜捕。但郑永昌一再解释他们四人只是出门打猎，并未藏匿康有为。可官差却用缆绳拴住梁启超一行乘坐的船只，强行向天津方向拖曳，同时登上船来的官差指称他们其中一人就是康有为。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辩，最后达成妥协，“快马号”上的一部分官差转至郑永昌、梁启超等人乘坐的船上，同去塘沽，到那里再行商讨解决办法，另一部分官差则乘“快马号”回天津禀报上司定夺。

聂士成

次日晨七时，梁启超一行人乘坐的船只接近塘沽，当他们从日本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时，他们挥动手中的白手帕，军舰上的日本人看到此暗号后便立即放出快艇，将他们接至舰上。这是因为之前林权助担心事有变故，所以做了应急准备，为梁启超等人和“大岛号”之间做好了联络。清廷官差见状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随后登上一条舢板仓皇而去。此时，“快马号”的急报传至直隶总督荣禄处，荣禄为了抓获康有为，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等率武装兵丁三十余人在上午九点半赶到塘沽。聂士成等三人经过一番商议，担心贸然强行登舰抓人会引起中日冲突，因而举棋不定。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引渡清政府通缉的要犯康有为。舰长坚称康有为不在舰上，荣禄派去的人最后只得离去。虽然清廷的官差暂时离开了，但是“大岛号”军舰已成为他们的监视对象，梁启超无法实施换乘商船前往日本的计划。

梁启超在“大岛号”军舰上停留了数日。10月2日，林权助建议外务省同意梁启超直接搭乘“大岛号”尽快前往日本。为了不引起清政府的怀疑，林权助还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再派出另一艘军舰火速赶到天津替换“大岛号”。外务省批准了他的提议。待“须磨号”到来，“大岛号”终于由天津塘沽出发驶往日本。

站在“大岛号”甲板上的梁启超内心十分复杂，师生同难，亲友别离，命运竟是这般残酷。慨叹之际，他写下了日后著名的《去国行》：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慷慨沉郁的诗风，抒发了梁启超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最容易意志消沉的亡命之际，他依然能够振作精神，肩负起未完的使命，探寻祖国富强之路。“戊戌六君子”作为殉道者的慷慨赴死令人敬佩，但是在危机面前拼力保存性命，留得一线生机，再寻救国之路，亦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梁启超便选择了后者。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初期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他接触了大批的日本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改变“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的局面，迫使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释放被捕的维新人士。但是他的这些努力终属徒劳。

慈禧

梁启超曾先后写信给日本政治元老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希望求得见面的机会来商讨救援光绪皇帝等事，但那些寄出的书信都石沉大海，不见回音。事实上，日本政府自始至终所做决策的出发点都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前提的，让梁启超流亡日本也是日本政府试图在中国获取更多政治利益的选择，而不是出于真正想要支持维新派的改革。为了避免梁启超在日本期间造成一些外交上的麻烦，日本政府只以民间的名义给予他生活上和经济上相应的安排与帮助。梁启超最后是以从事学术研究的名义被允许留在日本。

梁启超初到日本之时，对日语一窍不通，这给他的工作、生活和读书学习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梁启超深知掌握日语这门语言工具的重要意义，便刻苦学习日语，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梁启超基本攻克了语言关，可以顺利地阅读报刊和书籍。通过博览群书，梁启超汲取日本翻译自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知识。他曾在《论学日本文之益处》一文中说道：

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

能够阅读日文书籍为梁启超打开了学习新知识的大门，同时他还将这些新知识尽可能地介绍、传播到中国，进而使国内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如他曾专门编写为初学者介绍参考书目的读书指南《东籍月旦》，此书详细介绍读书的方法和路径，帮助初学者明了“某科在先，某科在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当先，某书当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此外，梁启超还将翻译事业视为救国救民的道路之一，在日本期间他把大量西方学术著作译介到中国。他认为若要国家强盛就必须效法西方，就需要阅读西方的书籍，而翻译西方著作对于广大不懂外语的国人来说是学习西方的前提条件。不过，在译介著作的选取上他也强调要慎重为之，应该首先选择如政治类、法律类、教育类等国家发展过程中急需的书籍。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认为普及学校，发展教育事业是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他说过：“亡而存乏，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还曾说：“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极于教育。”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仍然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深化认识。为了实现“开民智”“养新民”等目标，他在日本好友和爱国华侨等人的帮助下，陆续创办了多所学校，继续进行教育救国的政治活动。1897年冬，华侨邝汝磐和冯镜如提议创办横滨大同学校，名义上由徐勤任校长。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切大政方针实际上尽归他具体负责。横滨大同学校可以说是梁启超教育实践的里程碑。他怀揣培养留日志士及其子女以求维新报国的理想，积极参与到横滨大同学校的建设之中。短短十多年的时间，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科发展迅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也为中国各地的学校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1899年春，梁启超又创办了神户同文学校，招收华人青年入学。他在陈述建校理由时说：

横滨学校，开设既已经年，生徒精进，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师有限，未能多分班数。故当设高等学校，使高才生以次递升，则教者不致太劳，而学者亦易获益，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一也。神户及南洋、美洲各埠，学校相继踵设，其规模与横滨略同，一二年后，卒业生徒，皆尚递进，不可无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二也。政变以后，内地新设之学校，多就停废，其中生徒志士不少，半途弃置，殊可悼叹。今宜设一总区，选其英才，俾得卒业，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三也。内地俊秀子弟怀奇才抱远志，自备资斧游学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辈大率皆已通中国学问及寻常普通学者，必有专门高等学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四也。

随后梁启超又多方筹集经费，在1899年9月建立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梁启超任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总干事。讲课教师除梁启超、徐勤等人之外，还有六位日本教师。梁启超赴日后眼界大为开阔，较注重介绍与传播西洋文化，所以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在当时颇新，包括世界文明史、政治学、伦理学、泰西学案、中外哲学、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等。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有三十余人，其中有十一名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就是学生之一。虽然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条件比不上国内，但是学生们热情满满，志气高昂，再加之梁启超等人的耐心教诲，学校办得比较成功，培养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蔡锷

梁启超不仅积极进行办校实践，还认真研究日本与西方的教育制度、方法和理念，在强烈的爱国意识的促动下，将其认为科学合理的内容介绍给国内的学者。比如他介绍了西方心理学中关于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另外他还大力提倡义务教育，主张：

可以强民使就义务教育也。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饮冰室合集》)

此外，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继续开展办报事业。办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政治活动。他来到日本之后，对报刊这种媒介的巨大社会政治作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于是便更加频繁地展开办报实践，将报刊作为进行政治宣传、斗争和论战的工具，围绕着变法图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重大政治问题积极发声。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这份报刊代表着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将其宣传阵地东移至日本。《清议报》，每月3册，十天一期，每期40页，发行量超过3000册，行销日本、朝鲜、南洋、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地，该报在中国本土虽屡遭清廷禁止发行，但销量却一直位居第一，最后一册于1901年11月11日出版，发行至100期停刊。《清议报》反映了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的思想主张，冯自由称其“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但是，梁启超也通过这份报纸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使得许多中国人获取了不少有关西方的先进知识，影响深远。《清议报》启迪民智、倡导民权的言论客观上也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制造了舆论。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清议报》报馆遭受火灾被迫停刊后又在横滨创办了日后产生极大影响的《新民丛报》。在该报的创刊号上，他在《本报告白》一文中讲明了三项办报宗旨：

1.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以为智育之本源。

2.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3.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为半月刊，遇朔望日发行，至1907年停刊，发行了六年多的时间。专栏包括：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等。该报出版后一时风行，最高发行数达14000册。

《新民丛报》，天津梁启超故居，孙洁摄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的思想主要是近代日本的尊王攘夷以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其基本政治立场还是属于维新改革派，虽然他也曾短暂地赞同民主共和，但是随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的不断强大，梁启超又回到了开明专制的立场上来。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利用其舆论优势，集中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革命理论。而革命派也利用他们的机关报《民报》进行回击。双方主要围绕要不要进行种族革命，即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即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即要不要“平均地权”，解决土地问题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梁启超由于错判了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形势，最终在这场论战中败下阵来，他所主张的劝说清政府和平改革的改良主义学说渐渐失去市场，而革命派推翻清朝的革命理论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站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但是他对旧有腐朽势力的批判以及对启蒙思想和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等的传播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不可磨灭。

当梁启超还在为论战失败而遗憾叹息之时，清政府宣布开始预备立宪，这无疑让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激动不已。他一改在与革命党人论战时所宣扬的开明专制，迅速参与到清末的资产阶级宪政运动中。但是清政府并不是真心想要开展预备立宪，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清政府设立责任内阁，但新内阁十三人中，满洲贵族占了九人，是不折不扣的“皇族内阁”，这让清廷借预备立宪的形式来为皇族集权的阴谋彻底暴露，也使立宪派试图从清政府手中分得权力的愿望化为泡影。所以立宪派决心发动政变，铲除奕勖、载泽等清廷中的顽固派。可是还没等他们动手，武昌城头就打响了革命派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了。

武昌起义后建立起湖北军政府

消息传来，梁启超根据形势变化，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应该立即行动，从革命党人手中取得对时局的掌控权，经过调整行动方案，梁启超最后制定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当策划完成之后，他认为该是回国的时候了。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抵达天津，这距他当年离开天津之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寒暑，而这距他的好友谭嗣同离世，也已过了十四载。想当初，危难之际，是生是死，是去是留，都是个人所做出的一种选择，生不是苟活，死亦不是冲动。回首往事，梁启超应是心中无悔，因为他早已用行动展现了自己的追求，无论何时，无论结果，他都在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毅然前行。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欢迎转发朋友圈

公号转载须经授权，不得用于微信外平台

投稿邮箱：zggjls01@126.com

邮发代号：28-474

QQ群：460382533

电话：13372012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