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村落鸟瞰图（AI生成）

汉代的乡村，就像一幅古代人的日常画面：远处有山水，近处是田畴，一条小河穿过村边，几户人家散落在河岸两侧，屋顶多半是砖瓦或茅草。这里的村落规模不大，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淳朴和宁静。村子里主要有忙于田间耕作的普通农民，也可能有拥有大片田地的庄园主，还有偶尔串村做小买卖的人。各种身份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乡村特有的人情味。

一、走进汉代乡村

自人猿相别开始，人类便是以聚落的形式生存于这片土地之上。到了原始社会后期，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功能日趋分化，开始有了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区别。再往后聚落更进一步地分化为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城乡二元的聚落结构开始形成。在中国古代，这是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的事情。这之后一直到战国时代之前，所谓乡村，一直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占据一定范围土地的人类聚落。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的乡村，称之为早期村落。战国时代之后，村落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变化，地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关系，成为乡村基层组织编制的基本原则。汉代是这一转变普遍落实的时期，于是中国古代的乡村聚落，开始进入了中古村落的时代。

汉代的乡村，与早期村落时代相比，首要的不同就在于基于地缘关系的乡里统治体系的正式确立。众所周知，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为依据，逐层分割权力责任义务的宗法体系。整个社会被笼罩在一张由不同层次的血缘宗法关系织成的网中。而乡村作为这张网络最末梢的节点，同样是围绕着血缘关系设置和运行的。但到了汉代，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被打破了。虽然在每一个乡村的内部，依然保留着宗法血缘的余绪，但从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来说，作为乡村的乡、里等单位，向上对接的是基于地缘关系设立的郡、县系统，而不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主、领主。传世文献中常见“乡官里吏”“乡举里选”等说法，汉简中出土的簿籍文书，通常也是按县-乡-里的机构登记，比如居延汉简中有“〼延肩水里公士苏庆年卌六”（E·P·T 59：237）等，这些都体现了乡里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末梢，在实际治理工作中的真实作用。

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实拍）

相比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显然更加灵活。所以可以想见，当乡村的设置挣脱了血缘关系的枷锁，其数量、范围都将迎来一波大幅度的扩张。事实也确实如此。最近这些年很多地区的长时段聚落考古，都证明了汉代乡村聚落相比于先秦，其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例如中美联合考古队曾在山东日照地区进行过系统地聚落考古工作，发现西周聚落遗址463处，东周聚落遗址946处，秦汉时期聚落遗址1681处，三个时期的遗址中，确定是城邑或城市的各有2处，其余都是乡村聚落，增长趋势非常明显。

汉代聚落散布图（AI生成）

此外，西周时期的乡村，大多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其选址受到血缘宗族关系的限制，往往围绕一个上级的血缘节点分布，表现出一种“聚落群”的状态。而汉代的村落选址就自由多了，一般就是考虑实际的生产、生活需求。所以汉代村落遗址在平原、河谷、低丘等地形的发现数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邢义田先生就曾研究天水的放马滩地图和马王堆汉墓《地形图》，指出当时的村落“在分布形态上，看不出曾经历人为的规划，而比较像是依水土之宜，自然错落在河流的两岸。” 

二、汉代农村什么样？

那么，汉代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到汉代的农村，都会看到什么？这其实是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乡村也好，城市也罢，都是人们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在与天地自然以及政权统治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聚落。乡村聚落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其基于自然环境，自发产生的一面，也有其发展到一定程度，被纳入到政权统治体系后，被政治权力“驯化”的一面。这两个过程有时会有比较清晰的先后顺序，但有时其实也很难分清先后。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村子。所以我们也只好从文献和考古成果中选几个案例，只求观其大概。

《汉武大帝》汉景帝剧照

首先，在汉代的官方文献里，一个“标准”的汉代农村是什么样呢？西汉汉文帝时期，为了应对北方的边患打算移民实边。内地的百姓迁到边地怎么生活呢？于是晁错就给汉文帝上了一个疏，里面有这样一些建议：

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汉灰陶四合院模型（实拍）

移民实边主要迁移的是农业人口，晁错的建议中提到的，其实就是当时官方权力主导下设置的农村的一个标准模板：每个农村都是规划整齐的“里”，有标准化的道路，规划清晰的住宅区，每户农民都住在“两室一厅”的标准化的院落里，院落内外种植有树，村落周边是耕作的田地，有道路和村落连接起来。

“里”是汉代政府在乡村社会最基层的统治末梢，原则上来说里与村是一一对应的。为了维系基层统治，汉政府为每一个里都设置了里正、里监门等官员，并通过建立垣墙、壕沟的方式划定了每一个里的空间范围。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中就规定了“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甚至在一些军事需求比较明显的地区，在里的垣墙外面还加筑了营垒、营壁、门楼等防御设施，把里建得如小城堡一般。

以上就是汉代文献中乡村邑里的标准形态。可以说汉代有相当数量的农村，是大体上符合这个规范的。我们在前面介绍汉代城市的时候，讲到汉代有很多农村是有城墙的，指的主要也就是这种标准化的邑里。但若要说汉代农村就是这个样子，却也不十分准确。

首先，从逻辑上说，乡村作为农业人口的一种聚居形态，其历史要比汉朝长的多。在汉代政府建立之前，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散布着大量大小不一的聚居点。汉代政府要在这些聚居点上设立乡、里等基层统治机构。诚然，对于类似移民实边这种新建的乡村，政府可以从头开始按照标准模板去规划建设，但对更多的已有的乡村，是不可能也不必要推倒重建的。所以实际上，除了个别过小或过大的乡村聚落需要进行合并或拆分外，汉代大部分的里都是因村而设，是结合已有的聚落形态，再套上一层政权统治的“壳子”。

其次，乡村邑里作为一种人类聚居的形式，其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生产生活的安定，假以时日人口必然会增加，乡村的规模必然会扩大。所以即便是一开始根据政府的标准规划建立的村落，也不可能持久保持这个形态。人口和规模压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分出一部分人建立新的据点，形成新的村落。当新的村落稳定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汉代政府又会通过设置乡里的方式，将其纳入到统治体系中来。尤其是前文也说过，汉代的农村已经挣脱了早期乡村宗法血缘关系的限制，转向以地缘关系为主的组织形式。这种情况下新乡村的析出和选择也都更加自由和灵活。最近这些年的汉代聚落考古成果，如河南内黄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辽宁辽阳的三道壕遗址等也都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三杨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内黄县的黄河河滩地内，这个地方在西汉时期是位于黄河岸边，西汉后期在这里出现了乡村聚落，但到了新莽至东汉前期，由于黄河改道，聚落被淹没。结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三杨庄，大概会看到这样一幅乡村景象：

三杨庄遗址瓦顶残迹（实拍）

这里是一个位于黄河北岸的村落，最少有十几户人家在这里过着农耕的生活。整个村子有一条横贯东西的主干道，有20多米宽，主干道的东头收窄，应该是村子的东口。村子没有垣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区域。在主干道之外，村子还有东西向、南北向的三条道路，大致是8米左右的宽度。道路两侧是排列整齐的农田，田垄宽度大约有60厘米。农田中心是各家的宅院，村民各家的田地基本相邻，但住宅的距离就远近不一，离得近的有20多米，远的有四五百米，整个村落的住户布局比较分散。

东汉牛耕画像石拓本

村民的住房都是坐北朝南，900平米左右的占地面积，两进院落，前院空间比较大，可以方便日常的生产活动。院落内部的结构差别很大。有些家庭按照当时通行的“一堂二内”布局，盖了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有些家庭在前院盖了厢房，后院只盖了两间大屋。房子既有夯土墙，也有砖墙，屋顶覆瓦，条件好的家庭还用了带字的瓦当。院子的后面通常盖有一间厕所，院门口有3米宽的小路，通向自家农田。院内打有水井，院外有水渠，方便田地灌溉和生活排污。田野之间有牵牛忙碌的农民，村中还有个陶器作坊，做点生活器具供大家使用。村子西北有一片专门的区域，是村里的陵园。沿着主干道向东出村，走大概5公里，就到了现在乔小吴村附近，当时在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聚落。村民们日常可能会有些联系。

三杨庄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汉代乡村聚落遗址之一，勘探面积超过百万平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落的形态和标准化的闾里村落有很大不同，布局分布比较零散，也没有垣墙、闾门划定的空间界限。但这种零散也并非说明村落的建设没有规划。从村中统一的道路、房屋朝向、墓葬区设置能够看出，村民们在建设聚落的时候是有规划的意识的。只是这种规划依据的不是政府设置的标准模板，而是生产生活居住的具体自然环境条件，以及一直以来的“约定俗成”。从乡村聚落产生的自然逻辑来说，三杨庄村落的情况，可能比较符合村落产生早期的基本面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多，不断有新的院落建立起来，农田也随着诸子均分不断分割，分散型的聚落会逐渐演变成聚集型的聚落。可惜，这一切都被泛滥的黄河打断了。

三、村里都有什么人？

乡村是人聚居形成的聚落，那么汉代乡村里都有些什么人呢？从考古和文献记载中能够知道，汉代的乡村人口规模不一，既有三五户人家形成的简单聚落，也有由于规模过大不得不拆分成若干里来治理的大型村落。一般来说，几十户到百余户，也就是一两百人到五六百人这个规模，是比较常见的。聚落的规模不同，复杂程度当然也不一样。所以要说一个具体的村子里有什么人，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得依赖具体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只能说总体上，汉代的乡里社会可能有这样一些人群：

东汉陶飏扇俑劳作（实拍）

首先，汉代的乡村作为农业聚落，最主要的人群当然是农民。不过，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身份，凡是身体力行，以广义的农业为生的人，都可以称为农民。但实际上，农民具体的生活状态的差异，可以很大。农民中的最底层当属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史书中常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指的就是这些人。佃农往上，拥有自己一定数量土地的，便是自耕农，也是汉代农民群体的主体部分。不过，自耕农的土地占有数量差别也很大，东汉的犀浦残碑曾记载过当地许多农户的家产状况，占有土地较多的农户有土地一两百亩，而最少的仅有8亩。两汉时期习惯按照家资将编户齐民分成上、中、下三等，家产不足4万钱的称为下户，所谓“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指的就是他们，下户的生活还是相当凄惨的。而家产在4万钱以上，百万钱以下就是中户。中户当中的有些人已经是比较富裕的农户，甚至是小地主了。比如犀浦残碑中记载有一户人家有“奴婢五人，直廿万，牛一头，直万五千，田□顷□□□□□□□。五亩贾□五十五万”，有五个奴婢，一头牛，还有价值三十多万的土地和宅院，应该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产在百万钱以上，就进入了汉代的上户群体。这类人即便没有官身，在汉代的乡村中也属于很有影响力的一类人。比如卜式在出来当官以前，“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按司马迁“千足羊”也就是两百只羊收入就可“与千户侯等”的说法，卜式此时已是上户无疑。卜式自己也说：“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可见其在乡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只是身份上还是平民，或者说是经营畜牧业的富裕农民。

东汉犀浦残碑

其次，乡村之中还可能有贵族官僚和士绅。董仲舒曾说，当时有不少贵族官僚在乡里之间“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些人“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委积”，在乡里之间占有庞大的产业。当然，贵族官僚本人一般是居于城市的，乡里的产业往往都是交给宗亲、宾客之流来打理。这些宾客往往也成为危害乡里的祸害。不过也有些年老致仕的官员会选择回归乡里，这些人可以称之为士绅地主，他们与一般的地主富户还是有所不同。即便不在朝堂为官，这些人依然与政治权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乡里之间的影响力也不是一般平民能比的。比如曾经担任御史大夫的薛广德，被免官后回到故乡沛，太守都要亲自迎接。再比如西汉名臣疏广，致仕回乡后整日与宗族朋友宴饮。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多买些田宅留给子孙呢？疏广回答：“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可见其本身就是有不少田宅产业，能够保证子孙衣食无忧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史家在记录疏广不额外多给子孙置办产业这件事的时候，是当做一种美谈来记载的。这反过来就说明，在当时这种行为是比较罕见的，退休之后在乡里多为子孙、为自己置办产业，可能才是更常见的行为。

再次，乡村之中还能见到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身影。传统上总认为古代乡村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但现在一般认为完全的自给自足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论是为了获取货币缴纳赋税，还是为了满足正常的生产生活，商业交换行为在汉代的农村都是普遍存在的。前文所说三杨庄遗址出土的陶器作坊，便是汉代农村的一处手工业遗址。当时肯定有手工业的匠人，在作坊里生产一些日用器皿出售给村民。文献中对汉代乡村的市场也有较多记载：“负粟而往，挈肉而归”“绵亭买席，往来都、洛”，以及《盐铁论·水旱》中描述的“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这些记载都体现了汉代乡村生活中的商品化趋势。

东汉市集画像砖拓本

最后，奴婢与官员。虽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奴隶制已经瓦解，但汉代社会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奴隶。比如前述犀浦残碑记载的那个富裕农户家庭，就有五个奴婢，这也说明奴婢的使用在汉代社会是下沉到较为富裕的中等家庭的。汉代奴隶的价格按性别年龄有所不同，一般一名奴隶在2万钱左右。崔寔就曾在《政论》中说：“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雇佣一个人来帮忙进行家内劳作或生产，不算衣食开支一个月都要一千钱，两年的工资就可以买一名奴隶，而奴隶通常是终身隶属于主人的，这显然比较划算。当然，从规模和数量上来说，汉代使用奴隶的主体还是贵富阶层。具体到乡村社会，地主的庄园中往往有大量的奴隶。不过，庄园中的奴隶从事的工作很杂，不单单是农业生产，还有很多家内的劳作和服务。比如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里就出土过一批简册，记载了一个大地主家的奴隶姓名和从事的工作：大奴22人，小奴2人，从事着“櫂、骑、从或从车、御、车竖，将田操□”等工作；大婢17人，小婢1人，从事着“柤、奉巾、奉跊（袜）、养”等劳作。此外，汉代的乡里作为政权统治机构的末梢，在乡村社会也设置有乡啬夫、游檄、三老等管理人员，负责基层社会的治安、户口统计、赋役征收、司法教化等事务。这些乡官里吏从身份上来说并不属于两汉朝廷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但却也是汉代乡民日常中能够接触到的“领导”了。

参考资料

《汉书》《盐铁论》《政论》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04期。

符奎：《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的形态》，《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崔兆瑞、林源：《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乡村聚落遗址一、三、四号庭院建筑初步研究》，《建筑与文化》2014年第9期。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鸣博士）

本文节选自李一鸣著：《王朝的基石：市井乡野的汉家烟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版，有删改，注释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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