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科技力量 | 一个被毛泽东称为“华佗”的人

长征路上的科技力量

放弃月薪400银元医院院长的优渥生活

傅连暲把整座医院“搬”进了中央苏区

带病踏上长征路

提出“预防为主”方针

用一把手术刀守护红军将士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从医院到新中国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傅连暲完成了从医生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蜕变，也完成了从救死扶伤到人民卫生事业奠基人的升华。

傅连暲

傅连暲，1894年生于福建长汀，幼年家境贫寒，获资助而学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傅连暲被推举为医院院长。彼时的他，已是汀州城内有名的西医，月薪400银元，生活优渥。

1927年，南昌起义军南下途经汀州，傅连暲紧急收治300多名起义军伤病员，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大将的陈赓。

1929年3月，傅连暲又带领医护人员为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医治伤病员，接种牛痘等。他还将订阅的《申报》等报纸想方设法转交给毛泽东，利用院长的合法身份为红军提供情报、药品和医疗器械。

1933年初，傅连暲放弃医院院长职位和月薪400银元的优厚待遇，将医院全部设备迁往瑞金。他雇了150名挑夫，用了半个月时间，把诊疗仪器、桌椅板凳等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都搬了过去——“除了地皮、房子搬不动”，其余悉数运抵瑞金。

在瑞金，他创立了早期正规红军医院——中央红色医院，任院长兼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先后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于都高烧不退，病情危急。傅连暲日夜兼程从瑞金赶去，出诊后断定毛泽东患的是恶性疟疾，仅用三四天时间就帮助其恢复了健康。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此事，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1934年10月，组织上体恤傅连暲身患肺病、胃病，建议他回汀州，但他坚决要求随中央红军长征。

在漫漫长征路上，他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爬冰卧雪，艰苦跋涉，同时还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利用仅有的十分简陋的设备和工具，为负伤的战友手术、包扎。

在湘南，傅连暲曾骑马走在一边靠山、一边靠河的狭窄山路上，为给后面的部队让路，连马一同掉入了湍急的河流，最后是几位素不相识的红军战士把他救了起来。在翻越党岭山时，因空气稀薄，傅连暲一度昏迷，战士们把他抬下山，才得以保命。

傅连暲

尽管经历九死一生，谈及长征，傅连暲依然说：“我很甘愿走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虽然有很多人怕我受不了这样的艰苦。我两次几乎丧命……40天40夜我和其他人共尝草地上的困苦。”

长征途中，由于异常艰苦的自然条件，红军官兵很容易患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等疾病。

傅连暲高度重视行军卫生防疫，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倡导指战员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防范蚊虫叮咬，为部队卫生保健作出重要贡献。

傅连暲善于就地取材。部队过雪山，很多战士只穿着单衣，傅连暲建议后勤人员多采购辣椒供大家御寒，减少因冻伤、疾病、掉队等原因造成的非战斗减员。

经过藏区时，红军曾受伤寒症的严重威胁。得了伤寒，往往高烧到40℃以上，患者昏睡不醒，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傅连暲认为饮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症的主要原因，建议部队在火炉旁安置牛皮风箱增大火力，使水持续煮沸以杀菌灭毒。

长征途中，傅连暲还组建了一个14人的医疗培训班。他白天行军、治病，晚上给战士们上课，讲解治疗和护理知识，为部队培训了一批急需的医护人员，缓解了长征中红军医护力量严重不足的困难。学员们一边学一边为战友治病，长征结束时，他们也顺利结业。

长征队伍到达陕北后，傅连暲于1937年继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医院院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他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面对陕甘宁边区落后的医疗条件，他组建医疗卫生队伍，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1950年8月，他当选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此后连任三届，主持学会工作长达十七年。他把大量精力倾注于学会建设，使中华医学会逐步发展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团体。

傅连暲办会最鲜明的特点是真心实意依靠专家、尊重专家。他反复强调要把医学会办成“会员之家”，每次专家开会，他必亲临现场。内科专家张孝骞骑车摔伤了脚，他亲自登门看望，并叮嘱工作人员照顾好老专家。许多专家感慨：“医学会真是我们的‘家’。”

1955年，傅连暲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曾说：“我以终身从事于革命医务工作为极大快慰，我热爱医务技术这个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