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先遣队迎着寒风和枪林弹雨强渡乌江，击溃守御的黔军，为大部队撕开渡江通道。强渡乌江后不久，一篇文章便在红军队伍中传播开来。

这篇名为《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的文章用直白的语言记录下红军官兵的赫赫战功：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

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都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纸通报，点燃了全军争先的热忱，向英雄看齐、奋勇杀敌的风气在队伍中悄然兴起。这篇凝聚万千红军壮志的文章，就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

1934年秋，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行军道路艰险，物资极其匮乏，《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相继停刊，唯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一路伴随着红军，跋涉万里，成为长征途中唯一坚持出版的中央级报纸。

这一路，《红星》报编辑部简陋得难以想象。全部家当，只有两副扁担挑着四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笔和一些毛边纸。白天，编辑人员跟随部队行军，沿途收集消息、思索稿子，随手将构思的片段记录在草纸上；待到暮色降临，队伍安营扎寨，几只铁皮箱就地拼成案头，大家就借着马灯微弱的火光写稿、组稿、刻蜡版、滚印报纸。

报纸印好，由交通员连夜送往各个军团，再一层层下发到连队。红军队伍中识字的人不多，连队里有固定的读报小组来给大家朗读《红星》报。寂静的夜里，经常能看到战士们围坐在篝火旁，聚精会神地聆听读报员朗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文章。有时，刊载着胜利消息的《红星》报送到连队，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有时读报员已念过多次，还被战士们团团围住，要求“再读一遍”。

《红星》报也是最早公开发布、传播遵义会议精神的权威报刊。

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刊载《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指出：“过去在整个的反‘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

文中还满怀信心地写道：“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这些文字，为坚守一线的官兵注入最直接、最真切的力量。

正如其在创刊号上写下的定位，《红星》报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要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越过枪林弹雨送到一个个连队，让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前线的消息抵达每一名战士。

随着红军进入自然环境恶劣、行军情况凶险的松潘草地，《红星》报最终被迫停刊。在长征途中，《红星》报先后出版28期。珍贵的一字一句，都成为高悬于夜空中闪闪的红星，放射出永不熄灭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