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一起走过的革命之路： 鲜为人知的基辅红军中的华工

一九一九年的基辅，是一座反复易手的城池。半年之内，旗帜换了又换，街垒拆了又筑。就在这片混乱里，有一批中国人的身影出现在苏维埃俄国工农红军的队列中。他们不是外交官，不是商人，而是普通的山东和河北来的苦力： 从远东的工地、码头、矿井一路辗转流落到俄国欧洲部分的劳工。

俄国内战把他们的命运，卷进了乌克兰。

一、从工地到战壕

华工在基辅出现，早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一八年一月，基辅街头打巷战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华工拿起枪，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有人没能活下来，与当地工人一起葬进公墓：他们的名字，如今大多已无从查考。

那年十月，以斯科罗帕茨基为首的白匪政权大肆搜捕"可疑分子"。基辅州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卷宗（全宗812，目录1，案卷948，第1页），留下一个数字：仅一九一八年十月下半月，基辅就有八十七名华工被捕，罪名是"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

一九一九年二月，苏维埃政权在基辅重新站稳脚跟，华工武装队伍随之重建。这一次，不再只是散兵游勇式的志愿小队。

二、李树安，或者"米沙"

李树安是绕不开的一位中国人。他还有个俄文名字，米沙。关于他的活动细节，前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军官福明的回忆录提供了不少线索。

这支华工武装支队最初在基辅民警局服役。福明去拜访民警局长波利亚科夫时，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支队长：二十八岁，共产党员，打过仗。福明劝他们转到特别处，支队答应了，战士们就此成了契卡成员。

一九一九年四月，机会来了。波多尔一带冒出一支武装团伙，福明认为它与阿塔曼斯特鲁克的人有关。李树安的支队受命前往清剿，同时行动的还有波卢帕诺夫指挥的第聂伯河区舰队水兵。据福明说，华工向据守房屋的团伙发起冲击，一路把人赶出波多尔。他们接着继续追向库列尼夫卡和普夏·沃季察，打了将近一昼夜。福明把这称作华工武装支队的"初战考验"。战斗结束后，第一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参战者宣布嘉奖。

这里有一处细节值得留心。舍甫琴科的著作把同一事件记作李树安支队参与镇压库列尼夫卡的白卫军暴动；而福明笔下写的是与斯特鲁克团伙的交火，并没有为"白卫军阴谋"一说提供独立的档案支撑。两种说法能否对上，还需要更多材料。

三、不是小队，是营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部下令，在基辅设立红军国际部队组建管理局。基辅由此跻身组建外国部队的中心之列。

从留存下来的部队清单看，华工部队的规模不止于连排。第4苏维埃警卫团（基辅）下辖第3华工营，营里有第7、第8、第9三个华工连——这是营级建制。清单上还列有刘少留的华工营，以及李树安、赵绍廷、张福分别带领的独立支队。至于每支部队究竟有多少人、归谁管制，史料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四、博贡团里的两个连

俄国内战英雄肖尔斯麾下的博贡团，是华工直接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的典型例子。华工志愿者蒋连芬回忆，他被编进博贡团第8连，这个连里有一百八十名华工战士。博贡团参加过解放基辅和波尔塔瓦的战役，此后第8连转战日托米尔、舍佩托夫卡、旧康斯坦丁诺夫和普罗斯库罗夫等多个地区。按他的说法，博贡团共有两个华工连。

别的回忆录给出的数字要低得多。俄国内战研究者丹尼柳克写道，一九一九年春天加入该团的华工志愿者是七十人。他还提到，这些人参军之前大多在码头和小厂做工，活儿集中在基辅和哈尔科夫的洗衣房。

这些片段能拼到一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伊·舍甫琴科于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基辅州国家安全机关图片与文献集（1919—1991）》。书中单辟一个图片专栏，题为"乌克兰的华工国际主义者。1918—1922年"。

五、档案之外

档案留下的东西并不整齐：姓名是从俄文回译的汉字，人数几种说法互相打架，隶属关系常常一笔带过。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基辅的街巷、在库列尼夫卡的坡地上、在博贡团的队列里，确实有一批中国工人与俄国、乌克兰的工人并肩打过仗。

他们走过的路，与这座城市一九一九年的命运，本就是同一条路。

译注：文中"李树安"、 "刘少留"、"赵绍廷"、"张福"和"蒋连芬"等姓名，均据俄文档案音译回译，用字未必与实际姓名相符。

（2026年11月6日，译者：辛加图林，校对：彼得堡的肥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