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死固守还是愚蠢送死：基于柯尼斯堡要塞对德国二战末期要塞战略的重新审视

本文译自爱丁堡大学博士巴斯蒂安·威廉姆斯（Bastiaan Willems）发表在2015年《斯拉夫军事研究》（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的“‘Defiant Breakwaters or Desperate Blunders? A Revision of the German Late-War Fortress Strategy”。

摘要：本文旨在分析德国二战末期的要塞战略对德军防御作战及苏军进攻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围绕该战略的研究至今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多数史学家仅采信德军将领且多为负面的观点。因此它往往被简单作为希特勒及德国陆军总司令部（OKH）在未能制定正确防御战略的又一例证。本文旨在平衡这一观点，通过选取柯尼斯堡要塞（今加里宁格勒）作为研究案例以揭示德国战争末期要塞战略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1944年11月~1945年4月期间，该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事态发展与围绕该战略盛行的大多数推断相悖。

前言

几乎没有哪项战略举措像希特勒的要塞战略那样招致如此强烈的反对，从一开始，德军各级人员就对这项举措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44年3月8日，希特勒发布了关于“要塞地区指挥官与战斗指挥官”的第53号战争指令，内容如下：

被划为要塞的地区应该完成过去要塞担负的那种任务，它们将确保敌人无法占领这些具有重大战役价值的地区，它们将允许自身被包围，从而牵制尽可能多的敌军兵力，并为进一步成功的反击创造有利条件。

这意味着德军将放弃维持一条连续的前沿防线，部分单位将完全与主力隔绝。多数军事历史学家对要塞战略嗤之以鼻，而是将其模糊归入希特勒不愿放弃领土的战略。约翰·埃里克森虽在他的著作《通往柏林之路》中提及了德军在东线的“一连串的要塞”，但并不觉得它们有任何特别的作用；同样埃文·莫斯戴（Evan Mawdsey）在他的著作《东方惊雷：纳粹同苏联的战争1941年~1945年》（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也仅仅承认它们的存在，但在评估苏联为战争最后一年所做的准备时却将其忽略；即便专门研究苏军挺进德国进程的历史学家是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在他的《红色风暴席帝国：1945年苏军挺进德国》（Red Storm on the Reich: The Soviet March on Germany, 1945）讨论过这一战略，但也未对其做出评价。学术界总体上对这一战略颇为不屑。安东尼·比弗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希特勒将城镇指定为要塞的做法纯属自杀，只会带来无意义的牺牲和不必要的苦难”。

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主要基于德军指挥官和士兵在战争期间存在的普遍情绪。第9集团军1944年6月22日战争日记中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许多德军指挥官中的普遍心态：

集团军认为关于设立要塞的命令尤其危险，因此集团军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感到极度不满，因为它必须听从那些凭其良知就无法认为是正确的命令。

因为身处要塞将面临许多困难，指挥官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要塞战略持怀疑态度。斯大林格勒战役已表明德国空军无力为被围困的大部队提供补给，因此围绕着补给运送的问题产生了大量疑虑。同时普通士兵也不愿成为为要塞而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要塞”一词与流放、苏联奴役、饥饿、疾病、死亡乃至至少是监禁联系在一起。那些被包围的要塞被贬为“大锅”（Kessel），不但对士气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引发了一种被称为“包围圈心理”（Kesselpsychose）的现象。因此德军各层级中普遍厌恶要塞战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些心理现象并不能说明要塞本身的战略价值，但它们常常被当作评判依据，这意味着对要塞战略的探讨在开始之前就结束了，从而导致对该战略的评估长期缺失，因为历史学家们仍一味采纳战后初期德军将领们的观点。那些曾坚守较长时间的要塞在战后史学中被视为例外，前德军将领们尤其热衷于将此归咎于苏联指挥官未能正确评估自身实力。

曾指挥近卫第11集团军在围攻柯尼斯堡要塞发挥重要作用的库兹马·加利茨基（Kuzma Galitsky）称德军将领的这种说法是“无耻的捏造”“为了给他们的失败找借口。”事实上，苏军将领们的回忆录，尤其是时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巴格拉米扬和华西列夫斯基的记述描绘了截然不同的图景。我们将会看到，要塞战略确实影响了红军高级指挥层的战役决策，并由此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红军在德国内的诸场战役。要塞战略并非鲁莽而缺乏依据的赌博，它旨在设定一套规则，迫使德苏双方的指挥官都必须去适应这套规则。

要塞战略的结果在“柯尼斯堡要塞”及其周边地区尤为清晰可辨，因此本文将以该城作为案例进行研究。柯尼斯堡是坚守最成功的要塞之一，从1945年1月底一直坚持到1945年4月9日，该城位于德意志帝国的最东端，且被塑造成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化身，这些特点使其独具一格。然而纳粹党与军队所扮演的角色、围城前后启动的运行机制、投入预备队的意愿以及对一切可用手段的无情使用仅仅是柯尼斯堡与其它要塞共有的部分特征。如何在辨别柯尼斯堡独特性的同时，提供一个用以评估其它要塞城市的思路将是本文需要完成的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为此，本文准备将“第53号战争指令”、位于杜伊斯堡的柯尼斯堡市档案馆、弗莱堡军事档案分馆、拜罗伊特的损失平衡档案馆（Lastenausgleichsarchiv）的档案同苏联指挥官的回忆录进行对比分析，首先评估要塞战略如何影响了柯尼斯堡的防御部署，随后分析进攻该要塞的苏军部队的行为。

德国要塞战略

施拉姆是最早评述要塞战略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其主编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争日记》的导论中提到了这一战略。这位德国历史学家将希特勒的要塞战略表述为一种“学说”，但这未免过于抬举希特勒的防御战略了。要塞防御的性质过于依赖于即兴指挥，这使得它难以被称为一种学说，同时该战略存在的时间也过短，不足以被视为学说。总的来说，要塞战略仅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而这一年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苏联时期”和“德国时期”。尽管在这两个时期中，要塞守军的表现却截然不同，但所有要塞要么被依照相似的标准来评判，要么就压根被忽视。

第一阶段始于1944年3月8日希特勒“第53号战争指令”的发布，结束于1944年7月下旬。该战争指令不仅规定了“要塞地区”内所有人员必须遵守的命令，其附录中还直接列出了被指定为要塞的29座苏联城市，从而形成了一条从列宁格勒延伸至黑海的要塞防线。其中许多要塞在被指定时，距离前线仅几英里。例如中央集团军群需要防守的9座要塞中有5座距离前线不到20英里。这使得它们很容易在第一波攻势中就被包围，而这也恰恰发生在1944年夏季的“巴格拉季昂行动”期间。最初的那些要塞没有一个坚守超过1周，却使各集团军群损失了宝贵的兵力。到1944年7月底，要塞战略已经被搁置一边。

希特勒于1944年3月8日在东线划定的29座要塞

表1 中央集团军群防区内“筑垒地域”的兵力配置计划（1944年3月29日）

第二阶段始于1944年7月下旬，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划定的要塞没有紧靠前线，而是位于更靠后的纵深地带——此时“要塞地区”这一术语已不再使用。他不仅在处理方式上与前任们有显著不同，甚至敢于违抗希特勒的意志；希特勒担心在后方建立防御工事会诱使官兵战斗不那么积极或过早撤退。古德里安恢复了陆军总参谋部的要塞处（Festungsabteilung），该部门开始着手构筑阵地，最终获得了希特勒的勉强同意。在整个1944年下半年，古德里安始终密切参与要塞的建造工作；在秋季，他撰写了大量指导方针，定期与要塞指挥官会面，并召集相关人士开会以简化流程。至少可以说，在所有德军将领中，最终竟是这位“疾速海因茨”（Schneller Heinz）来推行这一战略，这实属非同寻常。我们不清楚古德里安当时对此的确切看法，但至少他看起来全身心投入了这项任务，并且当时并未对该战略提出质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所修建的若干要塞化阵地在未来发挥了作用。将来我们有可能会对柯尼斯堡、但泽、格洛高和布雷斯劳的防御情况作出正确评价。但现在还无法断言，如果当时没有修建这些防御工事，苏军推进速度会有多快，德国是否会因此遭受他们更大的蹂躏。

在本文重点关注的德国东部，约有20座城市被划为“要塞”，其中多数最终坚守了数周甚至数月之久。

1945年苏军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及东普鲁士攻势期间及德国东部分布的要塞

该图展示了苏军1945年1月的冬季攻势以及各要塞的位置。然而该图会让人错估要塞战略的效能。虽然苏军的攻势确实在“要塞带”面前失去了动力，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在苏军发起进攻之时就被指定为要塞。其次该战略虽然授权即兴快速指定要塞，但1945年初被指定的要塞与1944年被指定的要塞在质量上不可同日而语。敌我双方在战争期间都曾批评这一战略，因为它要求军队拥有高度的机动性和庞大的预备队，而批评者们认为德军在战争末期已不再具备这两个条件。故“第53号战争指令”遭到德军指挥官的无视，因为该战争指令似乎并非用来制定基本的军事原则，而是仅仅为了照顾“片面想法”或解决“眼前之急”，这导致前线德军将领普遍不愿意执行要塞战略，一些人甚至因未能贯彻该战略而被解职，其中最知名的是第4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和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莱因哈特。

1945年1月下旬，正在东普鲁士作战的霍斯巴赫第4集团军面临被围风险。霍斯巴赫将军在回忆录中称，他曾敦促集团军群总司令莱因哈特大将允许第4集团军撤出东普鲁士，霍斯巴赫提议他的集团军应向西撤退至更远的防线，因为他认为维斯瓦河以东的整个地区（包括柯尼斯堡在内的4座要塞）已“无军事价值”。但霍斯巴赫显然没有考虑过在第4集团军北翼作战的第3装甲集团军会面临何种命运，该集团军在苏军进攻下已溃败两周，完全陷入混乱。如果第4集团军向西撤退，第3装甲集团军将被困在东普鲁士北部，一周之内便会全军覆没。尽管克肖（Kershaw）指出莱因哈特及其他将领直到最后一刻仍忠于希特勒，但莱因哈特并未立即驳回霍斯巴赫的想法，而是将他的意图隐瞒了4天。霍斯巴赫的计划意味着放弃柯尼斯堡、勒岑（Lötzen）、埃尔宾（Elbing）和皮劳（Pillau）等要塞，这与陆军总司令部形成了严重的对立。霍斯巴赫提出的方案绝不是针对德军战略困境的某种战术，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且确实未经授权的战略。他们偷偷摸摸的行事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在霍斯巴赫计划突围的同时，陆军总司令部命令莱因哈特抽调第4集团军的大德意志师、第367步兵师、第547国民掷弹兵师、第562国民掷弹兵师前往柯尼斯堡，由于莱因哈特同时允许霍斯巴赫调动3个师向西移动，为向西突围做准备，德军的防线上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苏军得以在这些原本应当防守的区域顺利推进，结果作为该地区防御基石之一的勒岑要塞几乎未作抵抗便陷落了。

这个例子不仅清楚地表明了指挥官们对要塞战略的抵触态度，也显示出他们的不配合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一份于1945年4月6日提交给总参谋部的题为“当前战争阶段要塞的价值”（Der Wert von Festungen im gegenwürtigen Stadium des Krieges）的报告对之前推行的要塞战略进行了评估。报告指出，要塞屡屡失守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复出现的战术错误，而非战略失误。报告强调陆军不愿向要塞调配师级部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禁止师级单位固守要塞，很多时候他们更愿意去执行自己的计划。不难看出，这份报告指的正是霍斯巴赫的抗命行为。

莱因哈特被解职后，洛塔尔·伦杜利克大将被任命为新的集团军群司令。在其回忆录中，伦杜利克试图解释陆军总司令部的决策逻辑，结果遭到同僚的排挤，并被描绘成一个狂热分子。根据第53号战争指令，伦杜利克的首要任务是在柯尼斯堡建立一支卫戍总队。伦杜利克发给下属部队的一封电报，清楚地表明了要塞战略所受到的高度重视：“向西发起的进攻必须立即停止！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将向柯尼斯堡的第3装甲集团军靠拢。第4集团军就地组织防御！”

在这些部队中，就包括莱因哈特此前已调派的4个师。这些师原是第4集团军的南翼部队，位于其南方约120公里~140公里处。柯尼斯堡被指定为要塞的意义在此得以显现——若非该城此前已被宣布为要塞，陆军总司令部是不会考虑将那些正在前线作战的部队从战斗中抽调的，而且还是在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与此同时，这也证明希特勒并非一贯地像许多历史学家长期认为的那样绝不放弃阵地。正如温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撤退符合更广阔的战略布局，希特勒其实是愿意放弃阵地的。此外，作为第3装甲集团军编制内一支完全摩托化且装备精良的第5装甲师收到希特勒的命令，要求其参与要塞防御。这5个师的部分兵力将组成柯尼斯堡卫戍总队，其任务是抵御敌军的全面进攻。参照像但泽、布雷斯劳等其它大城市的配属标准，卫戍总队的编额很可能定为54,000人。尽管这些部队中很少有人及时抵达要塞，但柯尼斯堡最终还是挺住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前数月根据第53号战争指令所采取的一系列预备措施。

表2 第5装甲师的实力状态（1945年1月）

注：括号外为可用数，括号内为3周内可修复数量。

1945年1月28日，奥托·拉施步兵上将被任命为柯尼斯堡要塞指挥官。这位久经沙场、功勋卓著，古德里安的口中“我们在那里拥有的最杰出的将军”正是第53号战争指令中所要求的防御指挥官，作为这座城市的新任要塞指挥官，拉施被授予全权以建立防御体系，尽管拉施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整个围城期间，他对守军的实力一直持悲观态度。他尤其怀疑，在他就任之初的几天里，一旦苏军迅速发动突袭，这座城市能否守得住。由于手头关于苏军的情报很少，他仅通过观察抵达柯尼斯堡的德军部队的惨状就能得出结论。鉴于这座城市在那些日子里并未沦陷，拉施在回忆录中推测，苏军因未能正确评估柯尼斯堡守军的实力而犯了战术上的误判。^[1]这一观点此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被西方历史学家沿用至今。然而，拉施的战时分析与他在就职后不久对其下属欧根·索旺特博士所说的话并不一致：

我们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或许能将这座城市守住一段时间，但德国已经输了。就当前的战局而言，我们不能再指望能为这座城市解围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1]：在审讯期间，拉施无法说出任何参与柯尼斯堡战役的苏军指挥官的名字。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也几乎未提及苏军将领，只提到了一位名叫“达季科夫”（Dadikov）的人，而这实际上指的是柳德尼科夫。

如今已无法确定拉施是真的相信这座城市能够被守住，还是仅仅在执行他所接到的命令。无论如何，拉施没有浪费时间，而是立即着手组织城市防御。根据第53号战争指令，拉施将组建快速反应部队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些部队将被投入到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这些规模不大的精锐部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它们就被吸纳进其它师。因此，没有留下相关的部队战史，其确切价值也无法精确评估。但它们对防御作战的影响不应被低估。拉施在回忆录中指出，有多达30,000名溃兵被送往前线；此外他的一名参谋人员证实5天内就有10,000人被送往前线。许多溃兵是以较大规模的小组形式抵达的，他们所在的师在过去两周的苏军攻势中已遭重创，但基层单位的凝聚力往往仍然存在，这使得快速反应部队的素质有时高于平均水平。

柯尼斯堡初期的防御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当地的一支卫戍总队（Sicherheitsbesatzung）。根据第53号战争指令，堡垒中必须始终保留这样一支部队。在柯尼斯堡，这支卫戍总队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驻扎城中的第401特设师的1个炮兵团，由于东普鲁士的德军师需要不断补充兵员，该团的补充兵源素质较低，多为所谓的“胃病号”和“耳病号”。尽管如此，他们在柯尼斯堡防御战初期的作用仍至关重要。一份于1944年11月11日由古德里安签发的指导文件指出，只要条件允许，卫戍总队应优先部署在过时堡垒中，因为这些工事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苏军炮火。柯尼斯堡的主战线由12座堡垒构成，可以有效抵御苏军炮火。这一决策极为成功，在最初几天的战斗中，仅有位于城南的9号堡垒“多纳”[Donha，苏军资料中称为波纳尔特（Ponart）堡垒]被攻占，但它牵制了苏军1个师整整一天。

1945年1月14日贡宾嫩（Gumbinnen）以北的德军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炮组

除此之外，要塞内还驻有3个营，分别是“汉特尔”营（Battalion ‘Hantel’）、“芬克尔”营（Battalion ‘Finkel’）以及第1437要塞步兵营（Festungs Infanterie Bataillon 1437）。前两个营的任务是在苏军向市中心发起突袭后立即组织防线，并做好爆破准备。德国联邦档案馆中存有一份“汉特尔”营的战斗指令，指示该营一旦苏军抵达城郊，便立刻在市中心以南的霍斯特·韦塞尔大街沿线构筑阵地。这份命令的存在表明尽管城中局势混乱，指挥命令仍能有效向下传达。第1437要塞步兵营则负责加强城南的防御，该营由精锐部队组成。要塞还驻有柯尼斯堡反坦克营（Pz.Abw.Abt. Königsberg）和第31工兵特别参谋部（Pionier Sonderstab 31），两个单位合计约为1700人。它们的具体部署情况不详，但根据第53号战争指令，这些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打击进入市区的苏军坦克。

1945年2月，柯尼斯堡地区一座东普鲁士村庄边缘的一处配有1门75毫米PaK 40反坦克炮反坦克阵地，蓝灰色的天空预示着更多降雪即将来临

最后，城市中驻扎着规模庞大的国民突击队（Volkssturm），这是纳粹的一支民兵武装，由男孩、老年人等不适合在正规军中服役的男性组成。在围城最初的关键几天里，他们的大约有10,000人，都是从城市周边地区征召来的，这些人被要求到柯尼斯堡的财政总署（Oberfinanzpräsidium）报到，萨姆兰地区的县志指出“尽管这庞大而无组织的队伍一片混乱，但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第53号战争指令也强调，无需关心他们是否具备服役资格，只要求他们将敌人驱逐出去。因此这些人被全面投入战斗。在围城的最初几天，国民突击队在城东表现得尤为出色，守住了帕尔姆堡（Palmburg）、贝克山（Bäckerberg）、曼德尔（Mandeln）和诺伊豪森（Neuhausen）等郊区重要据点。虽然不能说这些人的武器装备精良，但他们的处境比德国其他许多国民突击队单位要好，其中1个营甚至还装备了75毫米反坦克炮。但是卫戍总队的整体实力和单兵素质都很差，无法指望其长期作战。陆军总司令部指出，“在激烈战斗的重压下，特别是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只有经过实战考验的师级部队才有战斗的决心，如果指望卫戍总队来完成这项任务……最终结果大概率会令人失望”。事实上，当卫戍总队在柯尼斯堡外围作战时，莱因哈特和伦杜利克派出的师级部队已经逼近这座城市，其中的一些师后来成为了柯尼斯堡要塞卫戍总队的一部分。至于苏联军队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将在下文讨论。

1945年2月，柯尼斯堡郊外的一处防御阵地。士兵们装备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步枪、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和一挺重机枪，这挺机枪为MG 151/15型，安装在临时的战斗支架上，并配有简易防护盾板。装备低劣的国民掷弹兵师国民突击队，高素质且有经验部队的匮乏构成了柯尼斯堡要塞的典型特征。

卫戍总队在1945年2月的第一周初步成形，但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要便是要保障要塞的补给——包括武器和粮食。对于平民而言，这个问题同样紧迫。在围城初期，平民人数约为150,000。只要情况允许，德军要塞在遭包围之前就已经预先储备了物资。根据一份日期为1945年2月25日、题为“关于要塞与防御地域补给储备”（Verpflegungsbevorratung der Festungen und Verteidigungsbereiche）的补给备忘录，几乎所有被划定为要塞的城市都已提前获得了补给。所分配的物资足以供应军人和平民30天或90天之用——这正是这些要塞被要求坚守的时长。事实上，所有经历过柯尼斯堡要塞时期并幸存下来的平民都认为围城期间物资并不匮乏，粮食供应量反而达到了前几年未曾有过的水平。此外一旦城市被包围，它将被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列为优先补给对象，希特勒本人也亲自保证将对其持续供应物资。

柯尼斯堡得以坚守较长时间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规模大于其对应的俄国城市，且在此前几年未遭到系统性掠夺。因此德军有机会获得有利于防御的额外物资。柯尼斯堡甚至被称为“聚宝盆（Wundertüt）”。德军在纳粹党的地下仓库中发现了燃料，国民突击队队员在废弃的地窖和房屋中搜寻到葡萄酒与食物，他们发现的东西之后都被送往城内的医院。在环绕城市的旧堡垒中，还有大量手榴弹被发现，尽管这些手榴弹的口径已过时，但稍加改造便可使用；一个被遗弃的北方集团军群维修仓库被发现存有大量战车备件和故障战车。在一些当地居民的帮助下，该仓库被重新恢复运作，德军每天至少能利用备件拼装出一辆战车。人力短缺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被征召进第1步兵师，在城内的公园接受训练，这使得第1步兵师和第5装甲师在两周内得以完全恢复战斗力；此外平民被“赋予”保卫城市的“权利”，拉施将军与区长恩斯特·瓦格纳（Ernst Wagner）一同下令，要塞内每个人每天必须至少参与4小时的要塞勤务（Festungsdienst）；8岁的男孩不再被要求用雪橇去滑雪橇，而是被要求用它们来运送炮弹，当他们被要求传递炮兵坐标时，他们甚至更加自豪；80岁的老妇被命令缝制弹药袋。这解放了大量官兵以参加实际战斗；其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则被动员参与构筑防御工事，这些工作甚至常常在敌人炮火下进行。违抗命令者将被处以死刑，在被围困的最初几周，公开处决是常见现象。

柯尼斯堡市中心一座桥梁上的国防军哨兵（1945年2月）

俄国境内的要塞在对城市的熟悉度以及民众的参与度方面都远不及同等规模的本土要塞，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不应被低估。到1945年2月中旬，守军已变得相当强大，不仅能够击退苏军的进攻，甚至能主动发起攻势——“西风”行动（Operation Westwind），在这场战争最后阶段鲜为人知的插曲中，柯尼斯堡要塞守军突破了包围圈，收复了相邻的萨姆兰半岛（Samland peninsula）的大片地区，并与以西约30公里处、被围困在皮劳要塞（Festung Pillau）周围的其他德军部队建立了联系。

德军尝试突围的“西风”行动

参与此次行动的大部分德军部队仅在两星期前才抵达柯尼斯堡，经过长达两周的撤退，他们早已支离破碎。但在要塞内，他们得以安稳地置身于城市防御工事的后方，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重新整编。重夺萨姆兰半岛南部的战果凸显了这些部队因身处要塞而获得的巨大益处；又比如第5装甲师的所属第31装甲团尽管最初在城南参与了激烈的战斗，但该团的战车数量在围困期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除炮弹外，柯尼斯堡要塞在整个围困期间没有短缺过任何物资。

在东普鲁士，88毫米高射炮同样经常成为抵御苏军装甲部队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战事持续，高炮部队日益面临弹药短缺的困境，而那些固定阵地的高炮在苏军空袭面前更是毫无还手之力。这张照片摄于1945年2月中旬的一处防御阵地，这些经过伪装的火炮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

苏联对要塞战略的反应

柯尼斯堡要塞被纳粹宣传为一道“防波堤”（Wellenbrecher），它将遏制苏军的进攻浪潮。么它是否真如德国所宣传的那样，苏军在1945年1月根本无力攻占该城，其背后的原因是否如拉施将军后来所声称的那样，是苏军未能正确评估要塞守军实力，自身也缺乏“战争胆略”。西方学者倾向于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战争结束近50年后，军事历史学家达菲仍断言：“俄军本可在1945年1月直接开进柯尼斯堡”，这一观点与德方的看法完全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苏军指挥员对于要塞战略的评估几乎被排除在外。除了语言障碍和冷战期间苏联史料获取受限等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确实还有一些因素导致要塞战略在学术界仅得到有限关注，继而使许多历史学家贬低和谴责它。然而一旦将苏方史料纳入考量，便能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柯尼斯堡的被围与陷落是苏联挺进德国进程的缩影，其他要塞的情况几乎也是如此。苏联挺进德国的行动始于1945年1月中旬，在随后的两周内，苏军迅速穿越波兰和德国东部，对柯尼斯堡而言，这一阶段以该城被合围而告终；第二阶段持续至3月下旬，可视作某种程度的僵持期，其特点是苏军发动了代价高昂的作战行动，目的并非继续向柏林推进，而是为了巩固侧翼，对柯尼斯堡守军来说，这一阶段的战斗比较成功，因为他们得以突破部分包围圈，与西面的皮劳要塞重新建立联系；最后阶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涵盖了苏军肃清所有残余包围圈和要塞的行动，以及对柏林的最后进攻。

在分析苏联对要塞战略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苏联高层整体的心态。1945年，与当时德国指挥官们所认为及他们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恰恰相反，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苏军高级将领普遍很谨慎。这是一方面苏联的后备力量绝非取之不尽，另一方面虽然进入德国的苏军部队已久经沙场，但许多人都已精疲力竭，士兵们在战争期间从未休过假。根据一份来自柯尼斯堡的德军情报报告，苏军的新补充兵员素质堪忧，而随着补给线拉长，部队的后勤供应也愈发困难。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1945年采取更加谨慎的战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联对德国要塞的谨慎态度因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匮乏而进一步加剧，其原因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准备向德国本土发起最后进军时，未能告知各指挥员德军防御战略中的要塞理念。因此至今仍无重要的西方或苏联/俄罗斯学者认真研究过德国要塞对苏军进攻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苏联最高统帅部的疏忽并不意味着德国要塞在苏军的战前准备中未受关注——各集团军和方面军自行决策以应对攻克“筑垒地域”或“要塞”时所遇到的困难。事实上，尽管德军要塞理念未能得到苏联最高统帅部的重视，但其在苏军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员的回忆录中却占有突出地位。参与柯尼斯堡要塞围攻战的有近卫第11集团军司令员加利茨基、第39集团军指挥员柳德尼科夫、第43集团军指挥员别洛博罗多夫以及其上级方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和华西列夫斯基都撰写了回忆录，这些苏军将领都在回忆中录谈及了各自应对要塞战略的经验，尽管各自的解读不尽相同，但从他们评价的差异性可以推测当时并无针对德军要塞的现成指导方针，而对该主题的持续关注只是在战后才出现的。

战时，各方面军之间几乎从未交流如何攻克筑垒地域，这很可能是由于要塞战略仍未得到充分认识，第一篇关于强攻要塞的指导性文章直到1945年3月下旬才发表在《红星报》上，而供部队使用的指令和手册则必须自行就地编写。第39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瓦西里·博伊科（Vasily Boiko）中将在其回忆录中甚至不情愿地承认“关于柯尼斯堡，我们未能充分探知该城防御及其最近接近地的状况。”然而他有些含糊地强调，“在此之前所有人都已知道柯尼斯堡是世界一流要塞。”同样，近卫第11集团军司令员库兹马·加利茨基（Kuzma Galitsky）对柯尼斯堡十分推崇，将其描述为“一座配备数十个重装连的一流要塞”。最后，据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伊万·巴格拉米扬所述，攻占柯尼斯堡的准备工作格外仔细，因为这是“战争期间我们首次对如此大型的要塞城市发起突击”。 然而他们当中无一人将柯尼斯堡及其防御体系置于当时德军更宏观的防御战略背景下进行分析，这些零散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使拉施将军那句略带讽刺的评论——“苏联人对这座要塞实在是过誉了”显得更有道理。苏军将领们在回忆录中基本未予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围城战自1945年1月底开始，苏军为何到当年4月才攻下这座城市，这样做似乎是在回避一个尴尬的事实——尽管苏军先后有11个军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最初夺取柯尼斯堡的行动，但该城仍控制在德军手中。苏方叙事的重点始终停留在1945年4月对该城的最后强攻上。即便苏联作者在1985年，即相关事件发生4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本纪念性书籍，仍然完全未能解答为何柯尼斯堡未在1月底被攻克，也未能说明1945年2月~3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1945年1月13日，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开始向东普鲁士发起进攻，苏军必须突破德军此前数月构筑的多层防御体系，该防线由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驻守。由于德军部队一次又一次地设法退守至下一道防御阵地，苏军耗时数日才达成突破，且该方面军遭受了大量伤亡。然而对于方面军司令员而言，似乎没有必要偏离最高统帅部于1944年12月3日下达的第262号指令，该指令命令他的方面军在1月份内攻占东普鲁士北部。事实上在当月的最后12天里，不仅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被削弱，第3装甲集团军——即所谓的“蒂尔西特-因斯特堡（Tilsit-Insterburg）集群”也被彻底重创，仅剩一些残部。

1945年1月~2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进攻东普鲁士

遵循最高统帅部第262号指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于1月26日命令库兹马·加利茨基的近卫第11集团军攻占普雷格尔（Pregel）河以南地区；伊万·柳德尼科夫的第39集团军攻占该河以北地区；而阿法纳西·别洛博罗多夫的第43集团军则向该河以北推进，并深入萨姆兰半岛。此次进攻的纵深令加利茨基和柳德尼科夫均感担忧，他们向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正如加利茨基所忆，“经过此前数日的损失后，我们已不再拥有人员和军事装备上的决定性优势，唯独飞机除外，但它们因恶劣天气而无法投入使用”。这两个集团军在柯尼斯堡被合围前的状态正是古德里安决定将要塞进一步设在后方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尽管如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仍坚持原定计划，且最初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在进攻的头三天里，近卫第11集团军（由三个军组成，每个军约两万人）持续不断地击退第3装甲集团军，后者已所剩无几：根据1月28日的一份情报报告，加利茨基的集团军当面之敌是7个残破不堪的师、约36,000人，配备坦克和突击炮合计170辆，其中以第5装甲师最为强大。第39集团军在击退当面的第548、第551和第561国民掷弹兵师的残部时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第43集团军仅需要对付第286步兵师。

1945年1月14日，贡宾嫩（Gumbinnen）东北方向的卡特瑙（Kattenau）附近，即苏军进攻东普鲁士的次日。当天第3装甲集团军唯一的的机动预备队——第5装甲师以所属装备Sdkfz. 251半履带装甲运兵车和Skfz. 251/21半履带装甲运兵车的装甲掷弹兵团发起了一次反击，这些半履带车正与一辆提供支援的豹式坦克一同推进，炮塔编号“411”表明这辆坦克来自1营4连。所有车辆均涂有临时性冬季伪装，背景中开阔地带上部署的重型野战榴弹炮表明此地已十分靠近前线。

这张照片提供了第5装甲师的411号豹式坦克的另一个视角，在炮塔后部两侧存放备用负重轮是临时之举，因为豹式坦克的备件通常并不这样携带，这辆坦克的前面是两辆豹式抢修车。第5装甲师的行动暂时阻止了苏军在卡特瑙地区的突破，此前苏军曾一度在此处对虚弱的第549国民掷弹兵师防线达成深远突破。直到6天后的1945年1月18日，苏军才在强大的装甲支援下突破战线。在此后的两
天半里，他们几乎未遇阻碍地推进至柯尼斯堡以北。

表3 1945年1月下旬，要塞战略对柯尼斯堡围城战进程的影响

*：1945年1月13日，东普鲁士攻势开始时的状态。

在柳德尼科夫将军的集团军所辖的5个军中，有3个军（步兵第94军、步兵第113军和坦克第1军）直接参与了围攻柯尼斯堡要塞的行动。步兵第94军奉命从东面攻入要塞，但尽管发动了“持续进攻”，却被第561国民掷弹兵师的残部和国民突击队所阻遏。当1月26日战况趋向紧张时，德军甚至得到了当天早些时候获释囚犯的增援。然而东段之所以能守住，主要原因在于有装备虎式坦克的第511重装甲营，该营被极其仓促地从梅梅尔要塞调出，于1月25日晚抵达柯尼斯堡东北部的前线。虽然苏军步兵第94军在兵力上优于第561国民掷弹兵师，但增援的第511重装甲营以及防御顽强的国民突击队使战局天平倒向了守军一方（见表3）。

步兵第113军奉命从北面和西面突入城区，该军不仅遭到第511重装甲营的打击，还被第367步兵师所属第974掷弹兵团阻击，该团是首批抵达柯尼斯堡的常规卫戍部队之一。此外，该军在北部和西部郊区还面对了德军大部分的临时动员部队，但仍设法攻占了坦嫩瓦尔德（Tannenwalde），这是柯尼斯堡首个落入苏军手中的郊区。

坦克第1军则奉命绕过柯尼斯堡，从西面突入城区。坦克第1军老兵彼得·基里琴科（Pyotr Kirichenko）上校的著作对此次推进有所记述。他严厉批评了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指出该军于1月27日收到的命令是由“完全丧失分寸感、未能进行基本战役规划的军事领导人”制定的。坦克第1军奉命与步兵第113军协同，攻占柯尼斯堡西部的梅特盖滕（Metgethen），继而向城区本身发起进攻。基里琴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坦克第1军开始迂回推进时仅剩38辆战车，而两周前该军开始行动时仍有175辆。这种损失规模在苏军坦克军中并不罕见，但在战役尾声还要克服如此重大的障碍却非同寻常。当坦克第1军于1月30日抵达梅特盖滕时仅剩28辆战车，由于这一数量被认为不足以对城区发动进攻，该部队奉命向西朝萨姆兰半岛推进。如果古德里安没有决定将要塞设在更靠后的纵深地带，可能德军在1月底就要面对175辆战车而非40辆。事实上，近卫坦克第2军抵达柯尼斯堡时也损失了超过75%的战车（见表3）。

尽管拉施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对此着墨不多，但柯尼斯堡的坚守深受关于梅梅尔要塞所作决策的影响。当东普鲁士攻势开始时，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所属第28军在梅梅尔要塞保持着一个桥头堡，该桥头堡位于东普鲁士北部，与其他德军部队切断联系。在此之前，梅梅尔一直得以固守，因为它与北面的库尔兰口袋一起承担着控制波罗的海的任务。然而，1月26日，希特勒在与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元帅磋商后，下令放弃这一桥头堡。建制完整且以久经沙场的东线老兵为核心战斗的第58步兵师和第95步兵师得以解放，它们经库尔斯（Curonian）沙嘴，于1月29日抵达萨姆兰半岛北端的克兰茨（Granz）村，最初的任务是突破至柯尼斯堡，并切断已进入萨姆兰半岛的苏军部队。

由于苏军情报部门察觉到了这些意图，部分已深入萨姆兰半岛的部队奉命停止推进，转为防御状态。例如当时正前往萨姆兰半岛西南部的菲施豪森（Fischhausen）的坦克第1军被命令返回两天前所到达的阵地。此外在萨姆兰半岛北部，苏军指挥层在对付第28军时也小心翼翼，别洛博罗多夫的第43集团军所辖的步兵第103军和步兵第54军没有向西推进，而是被部署在德军梅梅尔方向部队与柯尼斯堡守军之间的位置，而又因别洛博罗多夫麾下的步兵第90军此前奉命留守以保护该集团军新占领的地区，导致该集团军无力继续向西推进。只有柳德尼科夫的第39集团军所属的近卫第5步兵军成功推进至萨姆兰半岛的西端，然而由于第28军也奉命向该地区移动，该地区在4天内被德军重新夺回。该军突破了苏军兵力单薄的防线，与第3装甲集团军余部建立了联系，到2月初，整个萨姆兰半岛西端再次回到德军手中。

苏军在柯尼斯堡周边的推进（1945年1月25日~2月7日）

到2月初，苏军针对东普鲁士攻势已耗尽进攻动能，战线沿柯尼斯堡要塞、萨姆兰半岛西端以及所谓的海利根拜尔（Heiligenbeil）口袋（因伦杜利克明确下令固守柯尼斯堡以南地区而形成）形成。在东普鲁士，只有勒岑要塞陷落，如前文所述，这至少部分归因于霍斯巴赫不愿其部队被牵制在那里。不仅东普鲁士战线，整个德国东部战线都沿古德里安所打造的包括埃尔宾（Elbing,）、格劳登茨（Graudenz）、多伊奇-克罗内（Deutsch-Krone）和阿恩斯瓦尔德（Arnswalde）在内的“要塞带”成型，这便是所谓的“波罗的海阳台”。在南方，苏军在奥得河上建立了桥头堡，但未能攻占奥佩尔恩（Oppeln）、格洛高（Glogau）和布雷斯劳（Breslau）等要塞；波森（Posen）和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要塞在被完全包围的情况下仍在坚守，而屈斯特林（Küstrin）要塞则是奥得河以东唯一的德军桥头堡。除勒岑外，只有托恩（Thorn）要塞陷落，但也仅仅是在希特勒命令其守军突围之后。

德国东部战场形势（1945年1月31日）

尽管“从斯大林同志到普通一兵，所有人都在情感和精神上专注于攻克柏林”，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最高统帅部完全只盯着德国首都。因苏军薄弱的南北两翼受到威胁。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暂停在奥得河一线，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到战后的争论。事实上，这是因为捉襟见肘的人力资源不允许朱可夫及其他苏军将领浪费其部队。在柯尼斯堡周边情况亦然，而由此产生的血腥僵局甚至让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本人付出了生命，他是战争期间阵亡的军衔最高的苏军军官。苏联最高统帅部对要塞所构成威胁的重视，最清晰地体现在1945年2月6日下达的第295号指令中，该指令对苏军作战序列进行大规模调整，该指令涉及列宁格勒至柯尼斯堡之间区域的4个方面军，而刚刚攻占梅梅尔要塞的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受影响最大，其各集团军在4天内将被并入更靠北的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其弹药、燃料和粮食储备也一并移交；经此加强的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受命专注于围困拉脱维亚西部的库尔兰地区的德军库尔兰集团军群；而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则从相邻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接收了第43集团军、第39集团军、近卫第11集团军以及坦克第1军，这些部队的任务与之前相同，仍专注于消灭柯尼斯堡以及萨姆兰半岛上的德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则得到了充分补偿，因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将其4个集团军移交给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该方面军奉命消灭现在被围困在海利根拜尔口袋中的15个德军师。实际上，这4个方面军内部的此番重组的目的是从主要进攻轴线上抽调了4个集团军以消灭侧翼的各处要塞和包围圈。尽管罗科索夫斯基在数周前曾公开批评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东普鲁士攻势的指导，且此次重组严重削弱了他的方面军实力，但这位元帅仍认为这一解决方案是正确的。

移交集团军只是任务的一半，攻占柯尼斯堡要塞本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月的第一周，当各部指挥官会面时一致认为以现有兵力想攻下柯尼斯堡“毫无希望”。因此，苏军计划转而进攻萨姆兰半岛西端的德军部队，该行动定于2月20日开始。然而此次行动被德军于2月19日发起的突围作战——“西风”行动所打断，这迫使苏军方面军指挥部重新制定计划。在被迫放弃要塞周边的大片区域后，方面军司令部采纳了“一套全新的计划”，并决定首先突击柯尼斯堡要塞，之后再进攻萨姆兰半岛上的德军部队。苏军备战工作量显著扩大，并根据即将面临的具体任务进行了针对性调整，使得整个过程比预期更为耗时。在2月下旬~3月期间，苏军在专门建造的、仿照整片住宅区和要塞的模拟场地上进行了充分训练，学习了如何夺取街区、街道、房屋等。空中侦察对要塞进行了10次拍照以保持情报的时效性。远程炮兵部队被调来轰击据点和可能的德军舰艇，同时苏军还重视抓获德军战俘以获取最新情报。最高统帅部制作了一个36平方米的柯尼斯堡及其防御工事的电动立体模型（比例1:3000）供数百名军官深入研究。在进攻开始前夕，苏军最高统帅部又新增第50集团军协助攻城，多达2500架苏军飞机将投入战斗。总而言之，苏军为攻占这座要塞进行了6周的周密准备，因此至少类似“指挥部承受着尽快结束战争的压力”或“疲惫不堪、超负荷的部队被迫进行自杀式进攻而伤亡惨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突击柯尼斯堡的部队得到了充分休整和良好准备，而伤亡是攻克要塞战略的必然代价，没有其它原因。这无疑与当时德国报纸所呈现的观点相悖，那些报纸将柯尼斯堡描绘成抵御犹-布浪潮的防波堤。事实上，正如一位德军士兵对记者所言，苏军并非持续进攻，而“只是远远地冷静观察”，他认为这“最为令人惊讶”。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军未足够重视德军要塞，参与围城的军官们参加了“关于柯尼斯堡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重要性”的讲座。讲座强调，德军可通过该城镇和港口，将食品、武器、弹药及其他必要装备被运入东普鲁士以建立预备队。因此，苏军军官们意识到了这座城市为守军提供的帮助，正确理解了德军的意图，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在关于战争最后一年的史学研究中，针对要塞的战事所受的关注有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种狭隘的观点长期存在：既然苏军的进攻从莫斯科城下开始，那么它就应该在一个且只有一个地方结束，那就是柏林。现实情况自然更为复杂，伊利亚·爱伦堡（lya Ehrenburg）在其1945年3月8日发表于《前进报》的文章中表述得最为精当：“我们的进攻将在德国终结时结束，我们的目标不是斯德丁，不是德累斯顿，甚至也不是柏林，我们的目标是德国，我们已开始了为德国而战的战斗，并将把它进行到底。”事实上，对要塞的进攻并非孤立的“清剿行动”，它们相互协调，旨在摧毁纳粹德国。攻克柏林不过是为希特勒千年帝国钉上最后一颗棺材钉，这一点所有苏军指挥官都心知肚明。然而由于柏林战役同时是一系列连续且相互交织作战行动中的最后一环，它只有在其他行动首先完成之后才能开始，这些攻势之间紧密的关联度可从斯大林与负责督导柯尼斯堡攻坚战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之间的一通电话中窥见一斑。4月初恶劣的天气条件使华西列夫斯基及其参谋人员考虑推迟对要塞的突击，以增强炮兵和航空兵的打击效果。但通话结束后，瓦西列夫斯基对部下说：“他要求我们抓紧时间。柏林战役就在我们之后，你们知道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倘若这些攻势没有关联，斯大林很可能不会强烈反对推迟行动。

对柯尼斯堡的最终突击证明此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因为攻占该城用时不到1周。1945年4月3日，苏军炮兵开始对柯尼斯堡要塞进行炮击以削弱其防御力，炮火先集中于要塞外围攻势，随后更后方的目标延伸。4月6日，苏军4个集团军在约2500架飞机的支援下开始攻城，3天后，守军被切断联系；4月9日晚间，拉施将军投降。

柯尼斯堡要塞及萨姆兰半岛地区的战斗（1945年4月6日~25日）

柯尼斯堡战役结束后，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投降的德军官兵。这些俘虏往往要忍受漫长而缺粮的行军，许多人因前几周战斗中的消耗或伤痛，倒在了行军路上。

总结

本文首次对德国的要塞战略进行分析，而这一战略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本文并不认为只要严格执行该战略，德国就可改变战争结局，因为德国当时面对的是三个战时经济全速运转的主要大国，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打败德国。从事后的角度，该战略实施时，德国的命运已基本注定。因此该战略一直被认为缺乏理性，使得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都对其效能持怀疑态度。然而本文基于现有资料认为该战略并非简单地固守原地，它允许德国平民（既有被迫的，也有自愿的）参与保卫自己的国家，这在运动战中是无法预期的。如此一来，它至少解决了德国人力短缺问题的一部分，因此要塞战略应被视为“总体战”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加之第53号战争指令赋予指挥官广泛的权力，使得即使心存疑虑的拉施将军也能在手段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发挥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最初几天，该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成千上万正在撤退的官兵被命令坚守柯尼斯堡，他们被派往城市周边的各据点充当临时救火队，在要塞最危急的时刻加强了正面防线，使苏军的进攻陷入停滞。此外前述的部队调遣以及对梅梅尔的放弃表明只要符合更宏大的战略全局，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愿意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来推行该战略。从长远来看，将柯尼斯堡设为要塞同样极具价值，因为这座城市并不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要塞。因为一旦柯尼斯堡被围困，其补给便成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优先事项，希特勒本人亲自确保物资运抵该城。

与此同时，本文驳斥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未能攻占柯尼斯堡是由于苏军指挥官的误判。与苏联境内的要塞不同，德国境内的要塞位于战线后方更远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有时间向这些要塞调配部队。这意味着尽管苏军在此前数周推进顺利，但在面对要塞时却再次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苏军未能及时应对德军要塞完全是由于苏联最高统帅部没有足够重视该战略，这主要是因为俄国的要塞已被证明易于攻克。然而参战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在1945年2月~3月所做的备战措施表明战场上的苏军指挥官们对该战略是认真对待的，他们被迫适应新形势，并且与广为流传的看法相反，并他们未让官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相反，进攻柯尼斯堡的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即便这意味着要牺牲进攻的速度。

总而言之，苏军柯尼斯堡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交战双方得以将战斗描绘成狂热而顽固。由于这对所有参战指挥官都有利，这种看法在战后也得以完整保留。然而要塞内德军士气低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战后描述相矛盾。正如本文所阐明的那样，柯尼斯堡之所以能坚守，是由于要塞战略的深度贯彻，加之要塞内部实行严格纪律。由于这导致了苏军伤亡的急剧增加，本文认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绝望的德军并非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坚守战线，苏军也并非为尽快结束战争而投入最后兵力进行战斗。德国东部地区的最后战斗是在两个必须适应新战略的对手之间进行的，而这一战略彻底改变了苏军进入德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