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多一个哥哥，同性恋几率增加33%？一项研究引发近30年争论

1996年，Blanchard与Bogaert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对照式研究：302名同性恋男性，与302名按出生年份逐一匹配的异性恋男性，完成匿名问卷。研究者用逻辑回归同时控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数量以及父母生育时的年龄，结果只有“哥哥数量”显著预测同性恋——每增加一个哥哥，同性恋的几率约增加33%；姐姐、弟妹和父母年龄都不显著¹。需要注意的是，33%只是群体层面的统计，而非每一个有哥哥的个体都会增加概率。

之后的研究对“哥哥”这个词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即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哥哥，还是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哥哥？2006年，Bogaert汇总4个样本、共944名男性，其中专门招募了在非生物学家庭或混合家庭中成长的男性，并记录了他们与每个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时间。结果很明确：只有与受试者拥有同一生母的“生物学哥哥”，才与其性取向存在显著关联；“非生物学哥哥”没有显示出这种关联，与哥哥共同生活的时间也没有显著影响。

更关键的是，那些从未与参与者共同生活过的生物学哥哥，仍然能影响弟弟的性取向²。

图2 有兄弟姐妹对同性恋倾向的预测
（图源：DOI: 10.1073/pnas.0511152103.）

真正让争论从“小样本”走向“人群”的，是2022年Ablaza、Kabátek与Perales基于荷兰人口登记数据的研究。样本量9,073,496人，其中60,076人进入过同性婚姻或登记伴侣关系。研究没有沿用传统的“哥哥数量”模型，而是重新参数化，把兄弟姐妹总数、出生顺序、兄姐性别拆开，专门比较“把一个姐姐替换成一个哥哥”会怎样。

结果发现：以兄替姐的OR=1.133；男性OR=1.122，女性OR=1.142。也就是说，兄长效应在男性中存在，在女性中同样存在，且幅度相近³。但需注意的是，文章中是“正式同性结合登记”，它只是同性恋的一个代理指标，会漏掉单身、非登记和不进入正式关系的人，因此结果可能偏保守，外推也要谨慎。

图3 “生物学哥哥”与“同一屋檐下长大的哥哥”

至此，两个事实已经呈现：群体层面确实存在与哥哥相关的关联；这种关联更指向生物学哥哥和母亲因素，而不是简单的抚养环境。那么，母亲的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哥哥的数量”与后来儿子的性取向产生统计联系？

既然线索指向产前、指向生物学哥哥，那值得探讨的问题油然而生：母亲的身体里，有什么能“记住”她生过几个男孩？

Blanchard在2001年系统阐述了母体免疫假说（maternal immune hypothesis, MIH）：男性胎儿携带Y连锁的H-Y抗原，这种抗原对母体免疫系统来说是“外来物”；每次怀男孩，都可能让母体产生针对H-Y的抗体；抗体经胎盘进入胎儿体内，而胎儿血脑屏障尚未发育完全，抗体有机会进入胎脑，干扰与性分化相关的脑结构发育。

图4 母体免疫假说（来源：DOI: 10.1073/pnas.1719534115）

按这个模型，每多一个哥哥，母体免疫记忆就多一层，后续男胎受影响的概率也随之上升。有哥哥的男性出生体重偏低，同性恋且有哥哥的男性出生体重更低；归因分数估算显示，约15%的同性恋男性可归因于兄长效应，当哥哥数达到约2.5个时，兄长效应与其他所有原因的归因各占一半⁴。这些数字让假说显得优雅，但优雅≠被证实。

而真正的直接检验出现在2018年。Bogaert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研究，把抗体检测做到了具体分子上。他们招募了54名有同性恋儿子的母亲、72名有异性恋儿子的母亲，另有16名没有儿子的女性和12名男性作为对照，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浆中针对两种Y连锁脑相关蛋白的抗体：PCDH11Y和NLGN4Y。

图5 按妊娠控制组划分的NLGN4Y亚型1的抗体浓度平均排名（来源：DOI: 10.1073/pnas.2212767119.）

结果有选择性：女性抗NLGN4Y水平显著高于男性；更关键的是，有哥哥的同性恋儿子母亲，其抗NLGN4Y水平显著高于异性恋儿子母亲；而抗PCDH11Y在各组间没有差异⁵。NLGN4Y是一种与突触形成相关的细胞黏附分子，主要表达在细胞外，理论上可被循环抗体结合，进而干扰男性胎儿大脑的典型性分化。这是目前对MIH最直接的人类免疫学证据，值得认真对待。

“兄长效应”提出之后，质疑也便接踵而至。

第一个质疑：既然兄长效应存在，为什么很多同性恋男性根本没有哥哥？

答案在于，兄长效应从来不是个体层面的必要条件，而是群体层面的概率偏移。性取向是多因素交织的结果，遗传、产前环境、其他生物学与社会因素都在其中。把群体归因直接套到个体头上，是流行病学中最常见的误读。落到医学实践，结论很明确：不能依据“有没有哥哥”做个体预测、筛查或生育决策，性取向更没有“预防”指征。

第二个质疑：有哥哥，会不会只是因为家里孩子多？

2023年Vilsmeier等人在PeerJ发表的meta分析，把矛头对准了统计方法本身。他们指出，传统研究常用的哥哥比值比（OBOR）、修正哥哥比（MROB）和修正哥哥比例（MPOB），混淆了“哥哥数量”与“年长兄弟姐妹数量/家庭规模”；比率变量并不能真正调整分母，模拟数据显示这会带来大量假阳性。

正确的做法是调整年长兄弟姐妹数，而不是家庭总规模或其他兄弟姐妹数。按此重做meta分析，64个男性样本、17个女性样本、合计N=2,778,998：正确lnOR男性约0.12、女性约0.07，男女差异不显著；效应量小、异质性大、非男性特异，且受小样本效应影响，性别烦躁（GDY）样本可能高估效应⁶。

但这是否意味着兄长效应只是“孩子多”的假象？ABLAZA C et al.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证：它用新的参数化方法，同时控制兄弟姐妹总数、出生顺序和兄姐性别后，仍然观察到“以兄替姐”的效应（OR=1.133）。这说明不能简单把兄长效应归为家庭规模的统计假象。不过，修正后的效应量远小于传统“每多一个哥哥+33%”的表述，而且男女都有。不同模型的参数化不可直接比较，这是解读时必须守住的界线。

兄长效应值得研究，但不该被传成“有个哥哥代表同性恋”的猎奇噱头。它只是群体层面的概率关联，效应有限，机制未定。临床与家庭咨询中，不能拿它做个体筛查或生育决策，性取向更没有“预防”指征；家庭支持与心理教育，远比问“是哪个哥哥”更有意义。

性取向是多因素、非单一决定，证据透明和可重复研究才能赢得公众信任，也才能促进性少数健康公平。兄长效应是理解性取向生物学的一扇窗，不是个体命运的判决书。科学研究的价值，最终在于减少偏见、提高包容。

来源：医学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