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报告：国际学生的三类流动画像

2026年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国际留学信息与对比平台Studyportals和剑桥雅思（Cambridge IELTS）联合发布《跨越国界的人才：国际毕业生的全球影响》（Talent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s）报告。

该报告基于对全球50多万名国际毕业生的庞大数据库分析，首次系统性地量化了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留学国、回国或前往第三国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长期影响。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研究的背景是如何的？

报告指出，过去二十年间，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迅猛。2002-2023年，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几乎增长了2倍，从250万增至730万。在OECD国家，2021年高等教育在读学生平均有7%选择在本国以外完成学业，卢森堡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9%。

规模的增长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高校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毕业生跨越国界，继续深造、就业，并且为母国之外的社会作出贡献。学生数量增长的同时，各国出台大量政策，鼓励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尤其重视学术人员跨境流动。

这些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国际化是一套有目标的实践，旨在将国际视野与全球视角融入高等教育当中，使参与其中的宏观主体（例如国家）与微观主体（例如学生）都从中获益。归根结底，国际教育及其成果的目标在于“提升全体师生的教育与科研质量，为社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多重效应，已有大量研究展开探讨，既包括其收益，也包括挑战与风险，同时分析背后的动因、动机以及相关政策与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

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常常被视作全球化催生的产物，但学生、学者与思想观念跨越国界的流动，拥有远比全球化更为久远的历史。尽管人员流动的规模与形式随着时代不断演变，但数百年来，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一直在塑造知识交流活动。

近几十年来，国际学生流动规模急剧扩张，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当代这一时代的特殊之处，不只是国际学生流动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更重要的是，社会逐步意识到，国际教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求学阶段本身。国际毕业生越来越被视作多国劳动力市场、创新体系、各类机构与社会建设的参与者，这也凸显出国际教育带来的持久、相互关联的多重影响。

在跨境求学规模扩大的同时，一系列宏观力量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国际化并不等同于人员跨国流动。跨境教育蓬勃发展，学生可以通过海外分校区、合作办学、本土开设的国际课程，获得境外学历。与之类似，数字化程度提升、线上学习项目普及，催生了“虚拟国际化”模式，几乎不需要人员跨国流动。新冠疫情期间实体出行受限，进一步加速了上述新型国际化模式的落地推广。

从研究来看，传统观点看待国际学生与毕业生，主要存在几种叙事：将其视为高等教育的收入来源、知识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潜在移民群体或是软实力载体。但这些叙事存在明显缺失：未能充分理解跨境流动学生和毕业生如何充实知识、技能与文化，也没有关注他们在读期间以及毕业之后对所在经济体、社群与社会产生的各类影响。

该报告将国际毕业生定位为多元行动主体，他们拥有自身的动机、诉求与现实约束，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主动塑造、改变所处的社会环境。

已有研究大多考察国际学生在校就读阶段的经济贡献，重点围绕学费、生活消费展开。但对于毕业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们所知甚少：国际毕业生去往何处开启职业生涯？在职业生涯中，他们会带来哪些经济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贡献？

二、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报告着重考察国际人才毕业后的境遇，以及毕业生在不同国家、不同社群中创造价值的多元方式。具体通过三类人物画像追踪人才流动路径：留居者（Stayers），即留在留学目的地发展；归国者（Homecomers），即回到母国；跨国流动者（Nomads），即前往其他国家继续发展。这三类画像并不代表贡献程度的高低等级，而是用来理解人才毕业后如何流动，以及国际教育所创造的价值以哪些不同形式跨越国界流转。

报告采用这一分析框架，从一组研究问题出发，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考察国际毕业生的贡献：

1.理解人才如何流动：国际学生毕业后会选择哪些发展路径？这在三类人物画像当中如何体现？

2.经济贡献：留在留学国的国际毕业生会产生多大的经济影响？

3.劳动力与社会层面贡献：除经济影响之外，国际毕业生还能为其工作所在的社会带来哪些贡献？

在数据来源上，该报告主要依托Studyportals平台的毕业生就业成果数据集。该数据集结合了Studyportals用户数据与公开可获取的职业及教育信息，追踪毕业生完成学业后的就业去向、所进入的行业和职业，以及他们是否留在留学国、返回母国或是前往第三国就业。

目前，该数据集包含超过110万条毕业生就业成果信息，支持在不同国家、学科及毕业生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报告中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基于毕业后的首份工作。当毕业生的学籍状态标记为已完成，并且能够匹配到后续就业记录时，即纳入分析范围。三类毕业生占比具体为：留居者（Stayers）占比41%，归国者（Homecomers）占比35%，跨国流动者（Nomads），占比24%。

在某些情况下，毕业生可能同时在多个国家工作，因而同时满足多个类别的判定标准。出现该情形时，毕业生会被归入每一个符合条件的类别。

在经济贡献测算方面，报告选取“留居者（Stayer）”作为量化评估国际教育广泛经济价值的起点。国际学生数据采用2023年统计值（这是开展分析时UNESCO可获取、具备全球横向可比性的最新年度数据）；毕业生数据则统一标准化为2024年国际毕业生群体，多数重点研究目的地（包括澳、加、美、英等15个，约占全球国际学生的60%）在该年份已经积累了毕业生相关记录。

锁定单一毕业生年份，有利于提升跨国可比性，也为后续“跨国界人才经济影响”模型建立统一基准，实现对不同届毕业生群体的持续跟踪对比。

因此，研究搭配2023年国际学生总量（最大化样本覆盖）与2024年毕业生数据，是在扩大数据覆盖范围和使用各模块最新有效信息之间做出的平衡。

此外，该分析采用了一种语用性的国际年份序列来处理可用数据：2023年的学生群体代表处于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的在读学生；由于许多学位课程跨越多个学年，因此研究计算的是在2024年完成学业的学生比例；并假设留在东道国的学生于2025年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产生经济价值。

因此，模型设定时序节点为：2023（学生快照时点）→2024（毕业时点）→2025（进入就业市场时点）。

需要说明的是，该时序设定并不代表所有2023年入学的学生都会在2024年顺利完成学业。

三、国际学生流动现状是如何的？

报告发现，国际毕业生无论选择留在留学东道国、返回原籍国，还是前往第三国，都会在十分多元的学科与行业中求学、就业。同时数据也展现出不同流动路径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

从求学专业来看，在三类画像群体当中，商务与管理学都是最普遍的学位方向，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0‑21%。社会科学（8‑12%）、计算机与信息技术（8‑12%）、工程与技术（7‑12%）也占有不小的比重。后两个学科领域普遍受到雇主的旺盛需求，具备全球可迁移的技能，让国际毕业生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留在留学目的地。

从就业领域来看，教育与学术研究是三类群体都从事较多的工作领域（17-26%），这里不单单指教学岗位，还涵盖高校与研究机构内的各类就业，例如博士岗位、博士后、讲师以及科研辅助岗位。

从欧洲国家来看，数据呈现出清晰的地域特征：来自北欧、西欧等高收入国家的毕业生，在完成海外学业后回国的可能性整体更高；而东欧、东南欧诸多地区的毕业生，更倾向于留在海外。

这表明毕业生的流动选择，不仅受到留学目的地就业机会的影响，同样取决于本国所能提供的发展机遇。当毕业生认为本国具备良好的职业前景时，国际教育通常只是一段临时经历；倘若本土发展机会较为有限，海外求学则更有可能成为长期国际化职业生涯的起点。

三类群体的具体画像如下：

1.留居留者

研究发现，41%的国际毕业生选择留在当地发展事业，即在他们留学的地方继续发展职业生涯。此类毕业生主要来自印度、伊朗、尼泊尔、孟加拉国和黎巴嫩，分别有63%、60%、56%、54%和47%选择在留学地就业。

其中留在加拿大的比例最高，达到66%；澳大利亚为53%，德国49%，爱尔兰为45%，美国为44%。

在求学阶段，许多留居者选择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等STEM相关学科，占比12%；环境研究与地球科学占3%；另有20%的学生选择商务与管理学。选择社会科学的占8%，医学与健康占5%，艺术、设计与建筑学占3%，人文学科占2%，这部分占比相对较小，但同样不可忽视。

步入职场后，留在留学国的国际毕业生大量进入教育与学术研究行业，占留居者群体的26%；其次是制造业占9%；软件与信息技术占8%；企业服务、金融服务业分别占7%、6%。和求学阶段学科分布类似，从事医疗保健行业的占7%，非营利机构占6%，零售业占5%。

数据集当中留居者占比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政策导向来解释。很多传统留学目的地的政策框架，长期以来都致力于留住高技能国际毕业生。毕业后工作许可、技术移民通道、毕业生留居支持政策，旨在帮助国际学生融入本地劳动力市场，体现各国对留住受过国际教育人才的经济价值与人口价值的重视。

即便同为留居者，群体内部也存在明显分化：一部分毕业生永久定居，深度融入当地经济与社会；另一部分只是短期停留，往往在毕业后工作签证到期之后就选择离开，或是返回母国。因此，“留居”并非单一固定结果，而是一段时长跨度很大的状态，从短短数年工作一直到终身定居都包含在内。

2.归国者

研究显示，35%的国际毕业生属于归国者，他们选择回到母国就业。归国者将海外习得的知识、技能、国际阅历以及职业人脉带回本国，国际留学对他们而言更多是一段临时性流动经历，而不是移民路径。

从生源国来看，肯尼亚毕业生的归国占比最高，达到50%；南非紧随其后为49%，斯里兰卡48%，印度尼西亚47%，阿联酋46%。

从留学目的地角度统计，在南非求学的国际学生毕业后归国的比例最高，达51%；其次是印度47%，西班牙43%，中国与捷克均为40%。

报告强调，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之一，但由于国内数字平台使用环境等因素，英语类平台（Studyportals）在中国的渗透率有限。中文信息渠道和招聘生态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学生在该平台搜寻海外求学机会的占比偏低。受此影响，在这份数据集当中，中国学生样本占比，低于其在全球实际留学生流动当中的真实占比。因此报告所列数据，仅代表Studyportals用户群体当中观测到的特征，不能完整代表全部中国国际毕业生的整体情况。

在有数据记录的归国毕业生当中，21%就读商务与管理学专业，社会科学占11%；理工科方向中，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等STEM相关专业占8%，工程与技术占7%。和留居者群体情况类似，不少归国毕业生进入教育与学术研究行业工作，这一比例为17%；软件信息技术行业和非营利部门各占9%。

在东道国开展的国际教育价值相关讨论当中，归国群体往往较少被提及，因为他们毕业后产生的贡献主要发生在留学目的地之外。但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归国毕业生能够实现知识与技能的转移，助力母国创新发展，完善科研与高等教育体系，为本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一部分毕业生选择回国，是出于主动选择，国内良好的发展机遇对他们形成吸引；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归国，是受政策、劳动力市场壁垒等现实条件制约，难以继续在海外居留工作。

3.跨国流动者

研究显示，24%的国际毕业生属于跨国流动者，他们既没有留在留学所在国，也没有回到母国，而是前往第三国开启职业生涯。

从生源国来看，法国和意大利学生比例最多，占比均达到34%；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32%）、荷兰（31%）、英国（30%）。他们最常选择的就业第三国是葡萄牙，占比35%；意大利、捷克、瑞士、西班牙的吸纳比例均为33%。

和另外两类画像群体一样，数据集中的跨国流动者大多选择商务与管理学专业，该专业占总人数的20%；11%的人选择社会科学；，8%就读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等STEM相关专业，7%就读工程与技术专业。

步入职场之后，跨国流动者中18%进入教育与学术研究行业，11%就职于非营利机构，10%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

对比留居者和归国者，本数据集里的跨国流动者高度集中于欧洲，这反映出区域内部流动特征，也体现相互连通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人员流动便利。

区域内部学生流动在欧洲十分普遍，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日益增多。OECD 2023年一份报告指出，赴日本、韩国留学的学生当中，95%来自亚洲大陆。UNESCO 2026年报告显示，东亚学生选择在本区域内求学的人数增速，已经超过赴区域以外国家留学的增速。与之相似，出国求学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学生，毕业后也倾向于留在本区域内发展。

这些趋势是以求学为目的的人员流动。不过，有关工作移民、国际学生劳动力融入的相关研究同样表明，地理邻近性（以及语言相近性），会影响毕业生毕业后定居就业地点的抉择。虽然毕业生就业成果数据集的生源‑目的地分布主要凸显欧洲的区域内流动，但全球学生流动数据说明，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流动模式，有待进一步研究挖掘。

四、国际毕业生的贡献是如何的？

国际学生在学期间给目的地国家带来的经济贡献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例如，最新研究显示，2024/25学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9亿美元，为英国经济贡献404亿英镑（约合537亿美元），为澳大利亚贡献536亿澳元（约合354亿美元）的出口收入等。

报告指出，这些估算仅涵盖了国际学生旅程中的一个阶段。并认为，国际学生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他们支付的学费，而在于他们在毕业后的居住和工作地中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报告集中分析了2024届毕业生在2025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第一年贡献及其终身贡献。结果如下：

1.2024届国际毕业生当中的115万留居者，毕业第一年（2025年）创造1100亿美元经济产出

伴随部分人员陆续离开东道国，第五年贡献降至660亿美元，第十年降至530亿美元；整个40年工作生命周期的等效经济贡献合计达1.7万亿美元，规模约等于土耳其2026年全年GDP（土耳其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

2.全球54.5%的国际学生就读英语授课项目，该群体贡献了留居毕业生首年经济产出的75%，约820亿美元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大目的地仅接收全球35%的留学生，但2025年，其留居毕业生（占全球留居者的46%）创造的经济产出就达到约650亿美元，占全球全部留居者创造价值比例接近60%。

从全生命周期维度看，英语授课高等教育对应的留居毕业生可创造1.3万亿美元经济贡献，占全球75%；其中美英澳加四大目的地全生命周期贡献达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总量的60%。

各国之间的测算结果差异显著，全球全生命周期经济价值高度集中，美国、加拿大、英国三国合计占比52%。美国总贡献3590亿美元（占21%），优势来自留学生总体体量，留居率仅为44%；加拿大留学生规模仅约为英国一半，但凭借66%的极高留居率，实现3310亿美元的全生命周期贡献（占20%）；英国依靠庞大的毕业生总数排在第三位。在中小型目的地中，新西兰同时拥有较高留居率与可观的经济回报。

3.国际学生的贡献不至于经济方面

报告指出，除了为工作所在地带来经济价值，国际毕业生还助力缓解劳动力缺口，并且通过社区服务、创意类岗位，塑造所在社群的文化与社会面貌。研究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毕业生所学专业以及后续从事的工作，都属于全球招聘困难的行业，例如信息通信技术、医疗健康领域。他们也承担大量直接服务社群的岗位，如儿童照护、养老院照护；或以艺术家、作家、传媒从业者的身份，参与塑造当地的文化生活。

对毕业生发展数据集的分析显示：超过3.5万名国际毕业生在非营利组织工作；超3万人就职于创意艺术、博物馆、历史遗址、动物园相关行业；逾2万人从事健康、保健与健身行业工作。

不同画像群体呈现差异化特征：医疗护理、公共安全、社区服务岗位的从业者以留居者为主；而跨国流动者更多集中在媒体传播与非营利行业。

五、研究提出什么建议？

报告最后指出，国际毕业生是主动塑造自身高度流动、紧密联结的人生，同时也塑造所处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行动主体。该视角与当下国际学生及毕业生迁移领域的前沿研究思路相契合。这一研究思路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即毕业生自身在塑造流动路径与个人经历当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倡导更加全面地认识其经济及非经济层面的各类贡献。

许多国家都希望吸引国际人才，但国际学生同样会权衡毕业后能够获得的发展机遇。能否顺利过渡到就业岗位、毕业后能否施展自身知识技能，都会影响学生对留学目的地的选择。部分传统留学目的地，例如德国，已经放宽毕业后工作权限，打通长期居留的政策通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政府也在推行人才战略，把教育、技能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虽然各国采取的举措各不相同，但都达成一项共识：吸引留学生仅仅是第一步。为毕业生创造学以致用的机会，是将国际教育转化为长期价值的关键环节。

能够从国际教育当中收获最大收益的国家，未必是接收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而是那些可以为毕业生提供机会、使其充分发挥知识与技能的国家。这些发展机会，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受过国际教育的人才转化为劳动力、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层面的实际价值。

需要意识到，毕业生并不会自动享受这些发展机遇。劳动力市场壁垒、机会获取的不平等、学历资质认证难题、移民政策，以及本土制度能力差异，都会影响国际毕业生能否顺利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同时也决定了谁能够从人才跨国流动中获益，以及获益的方式。

消除上述各类壁垒、为国际毕业生创造更好的价值发挥条件，报告建议需要落实以下举措：

以上重点举措对三类画像群体的意义各有不同。留居者需要在留学东道国获得能够学以致用的就业机会。归国者需要相应条件，将海外习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带回母国落地运用。跨国流动者则需要获得广泛认可的学历资质，以及可以适配区域、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可迁移技能。

为国际毕业生赋能，意味着要把国际教育视作连贯完整的成长历程，而不是割裂的招生、就读、毕业、就业各个独立阶段。高校、用人单位与政府，都需要在毕业生成长全程为其创造发展机遇。

基于该研究，报告也提出了更广泛的国际教育成功评价标准：即国际教育体系不应仅以招生规模、学费收入、毕业生留居本国的数量作为评判成功的标尺。评判标准应当转变为：学生能否把海外求学经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无论职业生涯走向何方，其知识与技能能否创造价值。

在这一愿景之下，国际教育既服务本国利益，也创造全球公共价值。留学接收国可以收获技术工人、创业者、科研人员、纳税人和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生源国可以从归国人才、资金汇入、投资、知识交流、跨国网络当中获益；当受过国际教育的毕业生带着技能经验进入第三国劳动力市场，第三国同样能够从中受益。各类收益相互交融，并非只能归属于某单一国家。

资料来源：

Leyla Karatay，Carla Pastorino. Talent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https://studyportals.com/app/uploads/2026/10/The-Global-Impact-of-International-Graduates_-Talent-Beyond-Borders-2026-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