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会用AI”已无法满足需求，教师数字素养测评迎来“三个转向”

【环球网报道 记者 陈全】近日，在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第27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CACIE）期间，培生联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发布报告《智能时代教师如何“升级”？——国际视野下的数字素养框架、测评与培养》。报告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仅仅知道如何使用AI对教师而言已不够：教育工作者还必须判断技术何时能支持学习、评估学生的理解情况，并管理学术诚信和技术依赖等风险。

《智能时代教师如何“升级”？——国际视野下的数字素养框架、测评与培养》报告

会用的人多，会教的人少？一组数据看差距

报告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与学国际调查（TALIS 2024）数据：过去一年中使用过人工智能的初中教师比例，OECD成员国平均为36%，中国上海则达到54%，明显高于前者平均水平。然而系统性支持仍显滞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2024年《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发布时，全球仅有7个国家制定了政府认可的教师人工智能培训计划。

与此同时，与“高使用率”形成对照的是“应用短板”。报告引用的一项覆盖9405名中小学教师的全国性调研显示，中国教师数字素养总体水平较高（3.98分，满分5分），但数字化应用仍是相对薄弱环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工智能改变了教师的工作，但专业判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报告指出，随着AI在资源生成、反馈和个性化学习方面提供支持，教师正日益成为学习设计者、技术判断者和过程评价者，教师数字素养必须包含评估AI输出、维护学术诚信、负责任地使用技术达成教学目标等能力。

测评“三个转向”，发展“三项优先”

报告归纳了教师数字素养测评正在发生的三个转向：从单一技能测评转向综合能力测评，从静态结果判断转向发展性支持，从通用数字能力转向包含人工智能素养与数据伦理在内的更专门技能组合。

面向教育系统，报告提出三项优先事项：建立可本土适配、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框架，把教师数字素养测评、培养与资质认证连接起来；将数字素养嵌入职前培养、教师资格认定与持续专业发展计划；把教师发展与课程改革、教学创新、学校治理和组织支持协同推进。

对此，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王鲁新在报告发布会现场指出：“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教育归根结底是‘人'的事业。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效率、丰富资源，却无法替代教师的育人初心与专业判断。教师始终是推动技术有效应用、保障育人价值、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力量。”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王鲁新在发布会现场致辞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副院长曾海军认为，教师数字素养正从单一的信息技术技能，转向涵盖教学设计、学习评价、人机协同与伦理判断的综合专业能力，“未来教师的核心竞争力，将越来越体现在如何基于教育目标，负责任且有创造力地使用技术，支持学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学习。”

培生英语学习业务副总裁兼培生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曹引则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成为课堂的常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挥教师的专业判断。培生正与教育工作者携手，把研究洞察转化为具体行动，支持教师持续发展，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教学质量提升与学习者的长远发展。”

培生英语学习业务副总裁兼培生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曹引在发布会现场致辞

国际框架如何在中国落地？专家回应“不能只看分数”

发布会现场，针对报告框架与国内现行教师信息化能力标准的核心差异，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徐庆彬回应称，国际框架的本土化适配是关键：话语体系需符合本土教育体系，评分口径需对接国家评价体系，而“把不同国家的框架综合到中国自己的体系上，是一个困难但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他进一步解释道，基于此，报告的落地路径旨在打造闭环：从框架到测评、到培养、到认证，再到持续改进。

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徐庆彬在发布会现场发言

中外教师的测评结果能否直接对比？曹引给出否定回答：“在一个测评下比较分数，并不充分客观、严谨。”她强调，借鉴任何路径或评价体系都必须结合本土实际——不同地区的教育要求、教师在工作中面临的实践与挑战各不相同，唯有符合本土“水土”，教师的能力得到提高、挑战得到支撑，测评与提升才能持续，形成可持续的闭环。

徐庆彬则补充道，评价与培养不应只是“打分”，而是覆盖“怎么学、学习过程怎样、是否学会、对自身成长有无帮助”的全过程评价，并应融入日常教学之中。

让AI做“朋友”而非“教师”，家长要“有目的地使用AI工具”

人工智能正在进入家庭教育场景，家长该如何引导？曹引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首先区分了两种使用方式：“策略性使用”是自己先有思路，交给AI去验证、对比和补充；“依赖性使用”则是把问题直接“扔”给AI生成结果。他坦言，受访学生——特别是低龄学生——承认有了AI之后“不太愿意思考”，成年人同样如此。

她建议，家长不应只做监督者或“结果导向”的角色，而应更多承担引导责任：帮助孩子提出正确的问题、判断信息来源是否准确；推动孩子从“会用工具”转向“有目的地用工具”，想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在与AI交互前先讨论思路，再找第二个可靠来源交叉验证、规避“幻觉”，负责任地使用AI；还应要求孩子记录“在哪一步用了AI、为什么用”，养成留痕习惯，这本身也是一个简单的测评与回顾积累过程。

“报告还提出一点：把AI设计成‘朋友’，而非‘教师’。”曹引提醒，AI可以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但无法保证心理安全，未成年人与AI聊天的情况尤其应引起家长足够重视。她还特别谈到公平问题：“AI也会进一步加大资源上的不平衡，所以在教育方面，一定要坚持普惠原则，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资源不平衡的差距加大。”

徐庆彬从家校联动的角度补充道，中小学教育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当出现资源不匹配时，“学校要辅助家庭，家庭也要辅助学校”，这种双向支持正是家校联动的意义所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教师有了助手和工具，但AI也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培生负责人表示，期望以本次报告发布为契机，分享其在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全球研究与最佳实践，与全球同行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