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北草棚县府里，有位“双面县长”！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录中共秘密党员郭雪萍的最后岁

极目新闻通讯员 张益游

极目新闻记者 黄志刚

1940年盛夏，刚从日军铁蹄下收复的县城满目焦土，国民政府统治的枣阳县政府牌子挂在几间临时搭起的草棚前。

草棚里批文书的县长，白天安抚流亡群众、减免田赋、整训部队；深夜里，他把物资、经费和情报一批批送到新四军手里。

他叫郭雪萍，四川威远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少将指挥官兼枣阳县长，真实身份是1926年入党的我党秘密党员。

1941年2月28日，他被汤恩伯秘密杀害于河南漯河，罪名是“贪污”，而汤恩伯自己派员调查后曾发电报承认：“郭县长本人确无贪污行为。”

85年后，郭雪萍的孙女郭李灵在湖北省档案馆查阅到佐证爷爷潜伏身份的珍贵史料。

三份电报印证，与李先念“关系较好”

在湖北省档案馆，《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记载着1940年7月李先念、任质斌、王翰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电报的原文。

在历数挺进纵队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七条中，有一行被研究者反复引用的话：“随县县长邓复，枣阳县县长郭雪萍与我常有来往，关系较好。”

“这句话看似平淡，分量却极重。”湖北省档案馆编研开发处副处长谭洪杰介绍，1940年正是国民党第五战区下令“一月内肃清鄂中新四军”的当口，皖南事变前夜，敌我界线被人为搅得最浑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少将县长，敢在这个时候同李先念部‘常有来往’，而且被郑重写进给中央和军委的电报里，这说明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明士绅，而是我党可以依托的可靠关系。”

同年7月1日，李先念在关于鄂中工作新布置的报告里还专门写到：“近日还拟派人到随枣县府处。”

随、枣两座县府，成了孤悬敌后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国统区之间难得的通道。

1995年出版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也有记载：鄂豫边区除与戴焕章部建立良好统战关系外，“还跟国民党随县县长邓复、枣阳县县长郭雪萍等进行过较好的抗日合作”。

身在草棚县府，为百姓请命减赋

郭雪萍与湖北的缘分，是从战火里开始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汤恩伯部转战漳河、台儿庄、武汉、随枣、枣宜等地，一次与日军肉搏，门牙被刺掉两颗。

1939年春，他在国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政治部第二科上校科长，同叶剑英、周恩来、李涛、吴奚如等中共教官朝夕共事，协助编写《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离开南岳赴豫鄂边作战前，叶剑英还为他题词留念。

枣阳地处豫鄂交界，素有“鄂北走廊、襄阳门户”之称，是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的咽喉，也是新四军五师活动区的前沿。

1940年1月，郭雪萍正式接任枣阳县长。枣宜会战爆发后，他发动民众破路，率游击第五纵队设伏截击敌人，收复枣阳。

战后全城房舍被毁，他干脆把县府搬进临时搭起的草棚，“安定全县秩序，抚辑流亡”。

“草棚县府”最见其人的，是那通为百姓减赋的电报。1940年7月24日，郭雪萍以枣阳灾情奇重、天旱饿馁为由，致电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请求“本年田赋、税捐可否酌予减成征收”。

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份电文原件显示，省政府最终批准按八折征收，并拨付赈款。

“在国民党政权体系里，一个县长主动为辖区百姓请减田赋，本身就冒着仕途风险；何况他请减的赋税，相当部分是要拿去养一支名义上属汤恩伯、实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抗日武装的。”谭洪杰分析，郭雪萍的账算得很聪明，百姓的负担减下去，根据地的空间就留出来了。

他的另一本账，记在湖北省档案馆收藏的《枣阳县政府财政政务往来日志》里。

档案显示，郭雪萍动用地方款、军费组建地方后备队、扩编游击纵队，一时引起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的暗中调查，这为日后国民党顽固派以“经济问题”构陷他埋下了伏笔。

而在枣阳，他开办政工讲习班，以毛泽东《论持久战》、张际春《连队政治工作》为教材，把《新华日报》的消息搬进晚点名讲话；他撤办吸食鸦片、为“铲共团”顽固分子开脱的联保主任，撤换克扣队员津贴的三青团骨干；他营救中共枣南县委书记王万尚等一批共产党人，帮助身份暴露的抗大毕业生王箴秘密离境……凡此种种，都在为豫鄂边区保存火种。

蒙冤遇害，三项功绩受人敬重

变故来得比预想的要快。

1940年9月，陈诚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撤换民政厅长、组建反共“高干会”，把与中共有联系者诬为“特种汉奸”。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反共《皓电》，仅五天之后，陈诚即以“地方款不能用作军款”为由下令将郭雪萍扣留查办。

此后，枣阳县党部指控他“倒行逆施，夺取民枪数千余支”；枣阳“铲共团”顽固分子方用之一家数人连番检举告发。1941年1月3日，陈诚以“重大经济问题”致电蒋介石备案；1月16日，蒋介石指令通缉。汤恩伯派员“赴川、陕一带追捕”，同月底在成都将他逮捕。

汤恩伯在12月18日的电报中说：“根据派赴枣阳调查人员回报称，郭县长本人确无贪污行为，惟将公款移作团队给养系属实事。”

1941年2月28日，皖南事变硝烟未散，郭雪萍未经公开审判即被秘密杀害于河南漯河孟庙镇坡陈村。

随后，国民党当局假以“贪污”罪名登报，为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遮掩。

其实在枣阳的最后日子里，郭雪萍早已料定结局。他对挚友吴鲁仲说过一句重量级的话：“我们处境复杂，哪里能够完全由自己决定，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宁肯做王铭章（滕县死守殉国的川军名将）。”

“郭雪萍冤就冤在，他没能死在抗敌杀敌的战场上，却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谭洪杰说，他在湖北的时间不过一年，却做了三件极难的事——保境安民，让枣阳百姓在战乱里喘了口气；培干建武，为豫鄂边区输送了军政骨干；接应五师，让孤悬敌后的新四军有了一条宝贵的补给线，“这就是湖北人敬重他的理由。”

尘封档案，印证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历史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郭李灵从父亲那一辈起，两代人接力奔走六十余年，足迹遍及四川、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多地，遍查多地党史档案，才一步步拼回真相。

2005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向郭雪萍（郭琴舫）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80周年纪念章。

郭李灵说，全家查证祖父事迹至今已逾六十载，而她独立外出调查、走访档案部门，也已有二十余年。

“祖父牺牲时，父亲才十几岁。家里只知道他是被‘枪毙’的，背着‘贪污’的污名，几十年抬不起头。”郭李灵回忆说，她曾多次造访湖北省档案馆，每次调卷，馆里同志都倾力相助。

“湖北是祖父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最早替他‘做证’的地方——李先念的电报就写在那里，白纸黑字，‘关系较好’四个字，我们全家读了不知多少遍。”郭李灵眼眶湿润。

“他们的执着，恰恰说明档案的价值。”谭洪杰表示，“档案不只是故纸，它是历史欠账的凭证，也是后人告慰英灵的通道。一名潜伏者，至死不能亮明身份，组织不能为他正名，百姓也一度被蒙蔽——把这段历史从档案里打捞出来，是我们这代档案人的责任。”

“他在湖北的隐秘斗争，伟大而光彩。”郭李灵说，“湖北人记住了他，这比什么都让我们欣慰。”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