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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关培凤 畅爽:印度科技雄心很大,为何总被现实“卡脖子”?
南亚研究通讯 2026-11-18 09:25:29
本文共12049字
阅读预计约30分钟

作者 | 关培凤 畅爽
整理 | 佳仁·云丹吉
编辑 | 佳仁·云丹吉
审核 | 余佳轩 朱依林



内容提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和大国科技竞争持升级,科学技术已成为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全球科技博弈从技术能力、技术市场与技术规范三重维度塑造印度科技政策调整的方向。印度通过加快关键技术本土化、开展多元化科技外交布局、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主动调整科技政策以应对全球科技格局变动。在这一进程中,印度科技政策形成清晰的战略目标,即锚定“自力更生印度”愿景,实现技术安全与战略自主平衡;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谋求“全球南方领导者”,扩大在全球南方的数字影响力,致力于探索一条技术自主之路。但由于国内基础能力薄弱、全球技术领导力有限以及大国关系复杂变动,印度科技政策战略目标的实现道阻且长。


关键词:全球科技博弈 印度科技政策 技术竞争 全球南方


图源:网络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科技博弈在塑造国家权力体系以及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中的影响力愈益显著。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国家和新兴科技力量,印度在全球科技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随着“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倡议的深入推进,以及在信息技术、软件服务等领域的优势累积,印度在全球科技博弈格局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2025》显示,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印度创新指数排名第38位。在全球科技博弈加速演进的结构性背景下,行为体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既有技术实力,也取决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及发展潜力。印度作为典型的技术追赶国家,虽尚未具备塑造全球科技秩序的充足能力,但在全球科技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位置。一方面,印度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及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低成本、轻量化发展路径,对部分同类型全球南方国家具备较大参考价值与政策吸引力。另一方面,在中美科技竞争外溢的背景下,印度在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中的地位持续抬升。综合来看,印度在全球科技格局演变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既有技术能力,更体现在未来科技竞争中的上升空间,其政策走向与竞争潜力值得持续关注。


关于印度如何应对全球科技博弈,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看法。一种是强调风险规避,认为全球科技“冷战”迫使印度“选边站”,限制了印度参与全球技术流动。另一种是注重机会利好,强调如果印度能够有效利用全球科技博弈带来的机遇,将从中获得可观的发展收益。上述研究揭示了全球科技博弈对印度的双重影响,但对外部压力如何影响具体政策选择,以及相关政策所产生的成效仍缺乏系统性解释。本文系统梳理全球科技博弈背景下印度科技政策的战略调整、主要目标与制约因素,旨在解析印度如何在全球科技秩序重构中平衡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发展诉求,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科技博弈中的政策应对以及优化中国的科技战略布局提供镜鉴。


一、全球科技博弈下

印度科技政策的战略调整


2018年以来,印度通过升级“印度制造”推动关键技术本土化,推进数字治理改革并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布局多元化科技外交网络,聚焦全球南方输出“印式”数字技术模式,形成一系列既追求内在发展目标,又回应外部压力的综合性科技政策。


(一)

全球科技博弈对印度的影响


当前全球科技博弈已进入深水区。在范畴层面,全球科技博弈不仅体现在对关键矿产、核心材料以及高端装备与技术研发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更延伸至技术标准制定、市场准入限制等规则博弈。在主体层面,参与全球科技博弈的行为体更为多元。一方面,从发达国家扩散至发展中国家,技术主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另一方面,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蔓延,科技巨头、数字平台、行业协会及跨国技术标准组织等行为体正在共同塑造全球科技博弈的未来走向。在方式层面,全球科技博弈从市场主导的技术竞争正在转向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科技复合竞争”,表现为技术管制制度化、技术扩散失衡化、技术合作阵营化等趋势。肯尼斯·沃尔兹指出:“国际结构具有塑造和推动国家行为的作用,促使国家采取某些行动,同时抑制其他行为。”作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大主要特征,全球科技博弈正通过技术能力、技术市场与技术规范三重维度影响印度科技政策的战略调整。


(二)

在技术能力层面,全球科技博弈放大了印度在技术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主要大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及信息通信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凸显了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下游的印度技术能力有限与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这在电子制造领域尤为明显,印度国内电子产品制造主要停留在零部件组装层面,高技术产品多依赖成品进口。这一现实使印度高度关注技术自主的重要性,力图实现从“服务外包大国”向“技术自主强国”的转型,避免在全球科技格局中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全球科技博弈加剧了国家安全风险。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强调,如今的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塑造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兴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作战模式,战争形态也在向太空、网络、水下等领域拓展,印度乃至全世界均遭遇多重安全挑战。


在技术市场层面,全球科技博弈为印度产业升级提供了战略红利。技术市场竞争正成为大国技术竞争中最复杂、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现形式。随着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以及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印度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日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较低的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全球技术市场不可或缺的节点国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进一步抬升了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成为美国推动对华“脱钩”与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重要一环。对于印度而言,中美科技竞争为其创造了提升全球科技体系参与度的战略窗口。在微软、谷歌等全球科技巨头为分散地缘政治风险而实施“中国+1”战略之际,印度成为其调整产业链与供应链布局的重要承接地,由此推动印度由单纯承接制造和组装环节,向更深层次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转变。


在技术规范层面,全球科技博弈刺激印度主动参与全球技术治理。技术规范是技术与市场之间的连接纽带,也是国家塑造全球科技秩序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围绕技术标准制定、认证体系、规则话语权争夺展开激烈博弈。由于国际标准经常体现出的“赢者通吃”特点,标准制定者及其所属国可在国际标准体系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获得权力,充分保证战略自主权和制度话语权。反之,受限于他国技术标准的国家则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战略自主权受限,进而危及国家安全。鉴于此,印度清晰认识到,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与标准制定不仅是经济竞争问题,更是维护国家战略自主与塑造国际身份的关键途径,进而主动参与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全球科技治理进程。


综上,全球科技博弈不仅改变了印度科技政策调整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塑造了印度科技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内容。自2018年以来,印度持续调整科技政策,试图将技术自主诉求、产业升级机遇和规则参与需求转化为政策目标与实施方案,以求在全球科技博弈中立于优势地位。


(三)

印度科技政策的调整及成效


印度科技政策并非特指某一项单一政策或法规,而是印度政府围绕国家技术能力建设、技术产业发展和技术规则塑造所形成的跨部门、综合性制度安排,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印度在全球科技博弈中的发展能力、产业地位和制度影响力。本文所称“科技政策”采取广义界定,既包括印度政府直接针对科学、技术与创新体系制定的专门政策,也包括与科技能力建设、技术产业发展及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的产业和数字政策。2018年以来,印度科技政策调整的内容及其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升级“印度制造”,系统推动关键技术本土化。早在2014年,莫迪政府就提出了“印度制造”这一发展倡议,力图吸引投资、促进制造业发展和提升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但“印度制造”覆盖行业过于广泛,导致资源严重分散,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不增反降。为此,“印度制造”在一般性投资促进功能之外,着重加强了对半导体、电子制造等关键技术的定向支持,“印度制造”成为印度推动技术本土化和产业能力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2020年3月,印度政府批准针对大规模电子制造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并逐步将该激励机制扩展至多个产业领域, 以促进本土生产,减少对单一市场或地理区域的依赖。此外,莫迪政府还相继推出“国家量子使命”(NQM)、“印度半导体使命”(ISM)、“印度人工智能使命”(India AI Mission)等配套项目,形成了以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与投资便利化为核心的政策组合,以政府激励为杠杆推动电子制造、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及半导体等关键技术迭代升级。


上述政策推动了印度关键技术领域本土化能力的提升。其中,电子制造业的变化最为明显。印度政府数据显示,印度已由手机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境内手机制造企业已超过300家。与此同时,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投入也提升了基础设施能力。截至2026年2月,印度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已接入超过3.8万块GPU。


第二,完善数字治理,平衡数据监管与经济发展。由于长期面临严峻的数据安全问题,早期印度数字治理政策更加强调数据安全和国家监管,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加剧,印度逐步寻求在安全管控与技术创新之间建立平衡。一方面,从安全优先到安全与发展协同并重,避免因过度强调安全而影响数字经济活力。2023年8月,历经多轮修改的《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正式生效,对于法案的适用、豁免、处罚及关键概念作出界定,为印度完善数字治理奠定了法律基础。2025年11月,《数字个人数据保护规则》出台,标志着《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实质性落地。另一方面,从政府主导到公私合营,培育更具活力的数字生态系统。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是当前人工智能革命的重要支撑。莫迪政府放宽投资限制,马哈拉施特拉邦、北方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等邦政府也纷纷出台资金补贴、电力供应、土地支持等激励措施,吸引国内外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印度数字治理改革在提升数据治理制度化水平的同时,也为数字经济发展释放了更大的市场与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据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数据,截至2026年8月,印度数据中心装机容量由2020年的约375兆瓦增至约1575兆瓦。谷歌、亚马逊以及印度信实集团等国内外企业对数据中心投资的扩大,也表明印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和社会资本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第三,践行多向结盟,科技外交布局日渐多元化。在全球科技博弈背景下,印度科技外交布局以多向结盟为核心原则,呈现出多元平衡的灵活特征。一是在印美双边关系波动中保持科技合作韧性。印美2022年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2025年2月升级为“利用战略科技变革关系倡议”(TRUST)等,搭建起机制化技术合作框架。尽管当前美国对印关税加码、移民政策收紧以及投资限制等举措使印美关系承压,但美国仍是印度获取先进技术、技术资本和高端设备的重要合作对象。2026年2月,印度正式加入美国主导的“硅和平”(Pax  Silica)联盟,并签署《印美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印美关键技术和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合作。二是保留与中国的科技合作窗口。在中印战略互信缺位以及美国“拉印遏华”的双重背景下,印度仍大规模进口来自中国的电子元件、电信设备、化学材料等中间产品。2026年3月,印度内阁批准修改关于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投资的规则,选择性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此外,为保障关键产业运行和技术支持需求,印度逐步调整了中国商务人员赴印限制。三是依托印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积极与欧盟开展双边技术合作,以进一步分散对单一来源的技术依赖。截至2026年7月,印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已举行三次会议,双方就深化数字技术合作、探讨人工智能应用最佳实践以及增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达成广泛共识。四是组建小多边机制,对冲全球科技博弈压力。2025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宣布组建“澳加印技术与创新伙伴关系”(ACITI)。该机制既为三国在可再生能源、电池技术以及关键矿产加工等领域开展合作开辟了路径,也有助于缓解印度在大国科技博弈中的压力。


第四,聚焦全球南方,加速输出“印式”数字技术模式。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数字化转型资源不足、本土治理工具缺失的现实困境。 “印式”数字技术模式以印度堆栈(India Stack)、生物身份识别系统(Aad haar)、模块化开源身份平台(MOSIP)和统一支付接口(UPI)为核心载体,强调政府搭建制度框架、公私合作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利用开源技术实现低成本扩散,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较大吸引力。2023年,印度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启动“全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库”(GDPIR)和“社会影响力基金”(SIF)两大项目,“印式”数字技术模式得以进一步推广。其中,UPI交易额从2016—2017财年的0.07万亿卢比增长至2025—2026财年的约314万亿卢比,截至2026年8月,UPI已在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等11个国家应用 , 逐渐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示范与辐射效应。


长远来看,印度模式具有为资源有限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低成本、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的潜力,这也有助于印度构建以其为核心的全球南方数字技术合作网络,扩大其在全球南方的市场份额,提升其在全球数字技术治理规制中的话语权。


二、全球科技博弈下

印度科技政策的调整目标


在全球科技博弈背景下,印度科技政策在上述三个维度的调整目标相互关联且逐层递进。在技术能力层面,锚定“自力更生印度”愿景;在技术市场层面,力图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技术规范层面,谋求“全球南方领导者”身份。


(一)

锚定“自力更生印度”愿景,实现技术安全与战略自主平衡


“自力更生印度”是莫迪政府于2020年5月提出的综合性国家发展愿景,它规定了国家自主能力建设的总体方向。在科技领域,该愿景主要体现为提高关键技术供给能力、降低单一来源依赖并增强产业体系韧性。以吸引投资、扩大制造和推动产业本土化为特征的“印度制造”倡议是落实这一愿景的重要政策平台。“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印度半导体使命”和“印度人工智能使命”等专项政策,则进一步构成具体实施工具。“自力更生印度”愿景的核心是在保持外部技术和资本联系的同时,全面提升国家经济的韧性与竞争力,参与构建稳健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增强应对外部结构性压力的调适能力。莫迪在2020年7月9日举行的“印度全球周”开幕演讲中指出,“自力更生印度”的理念并非封闭或排外,而是将国内的生产与消费能力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2022年5月16日,时任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Ram Nath Kovind)在牙买加向印度侨民发表讲话时同样表示:“印度正走在转型之路上,其追求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与世界隔绝,而是旨在培育惠及全人类的能力。”上述印度领导人发言明确将“自力更生印度”界定为一种开放式、合作性的自主能力建设。


随着全球科技博弈对国家技术自主能力的要求愈来愈高,“自力更生印度”愿景更深层次体现为对技术安全与战略自主的认知升级,推动印度科技政策更加注重提高技术自主能力、加大科研投入以及激发创新驱动。印度辨喜国际基金会(VIF)主任阿尔温德·古普塔(Arvind Gupta)强调,技术自主对于印度践行战略自主至关重要,对于获取关键矿产、稀土与半导体资源的保障能力亦不可或缺。提高技术自主水平有助于印度降低对外技术依赖,增强其在全球科技链重组中的议价能力和制度塑造空间,进而在大国战略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保持战略灵活和主动性。因此,“自力更生印度”愿景实际上确定了印度科技政策调整的战略导向,即通过科技自主实现由外部技术接受者向自主技术能力建设者的转变,进而为印度推动产业升级、拓展国际科技合作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提供支撑。


(二)

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


“全球制造业中心”是印度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供应链地位的目标。2025年10月,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提出,2035年印度要跻身全球三大先进制造业枢纽。该目标意在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机遇,改变印度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加工环节的被动格局,通过技术与市场的深度融合,打造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枢纽地位,进而增强对全球科技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影响力。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看,科技竞争力的形成不仅依赖技术研发能力,更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否转化为规模化生产能力,并推动相关产业向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延伸。掌握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能够促进技术、资本、人才和产业配套持续集聚,使技术优势与市场优势相互强化,并将产业规模转化为对资源配置和产业链运行的影响力。由此,技术能力只有通过产业市场实现规模化扩散,才能进一步转化为结构性权力。基于这一认识,莫迪政府推动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深度融合,依托国内市场规模形成需求牵引,通过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促进技术转移和推动本土联合研发,加快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能力和市场优势。


为实现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战略目标,印度确立三大具体发展方向,力图在全球供应链战略布局之中从多方面抓住产业升级机遇。一是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中心”,将人才和数字服务优势转化为新兴产业实力。根据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6》,印度在“人工智能技能渗透率”中的得分为2.9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反映出印度依托庞大的数字人才储备和IT产业基础,在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才培养领域具备较强优势。莫迪政府依托“印度人工智能使命”,扶持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并与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建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与规模化应用,力争到2030年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创新和应用领域前三强。二是打造“全球电子制造中心”,以承担扩大生产规模与形成供应网络的功能。依托巨大的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莫迪政府通过“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为电子制造企业提供投资补贴,吸引苹果、三星等国际巨头将手机组装、零部件生产等环节转移至印度,为其“全球制造业中心”战略目标提供产业支撑。三是打造“全球半导体制造中心”,提升印度上游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安全。针对半导体这一全球科技博弈的核心产业,印度推出价值7600亿卢比的“印度半导体使命”计划,力图突破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关键环节的技术瓶颈。2024—2025年印度半导体市场规模已扩大至450亿—5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000亿—1100亿美元, 届时印度将实现从“组装中心”向“核心制造与设计中心”的转型。印度通过布局人工智能、电子制造以及半导体领域,形成研发、制造、应用和市场之间的联动,正逐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进而实现“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战略目标。


(三)

谋求“全球南方领导者”,扩大在全球南方的数字影响力


随着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印度自我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以及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桥梁,意在提升其在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扩展在大国博弈中的回旋空间,并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身份追求在科技领域的表现是,印度试图把国内数字技术能力转化为全球制度影响力,支撑莫迪政府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实现从“规则参与者”到“规则制定者”身份转变的战略追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 pin)指出,技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地位之间存在极大的关联性。技术议题作为一种重要权力资源,同样能够对国家权力与国际实力地位形成加持与积淀作用,并同步对国际秩序塑造持续形成能动影响。在全球科技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技术规范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一大关键领域。当前主要经济体围绕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数字技术等领域加紧制定技术规范,并试图通过标准输出、规则塑造与制度安排强化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掌握国际规范的主导权意味着所推动构建的规范体系有利于满足主导国的利益偏好,在规范的生成过程中展现出主导国的国家意志,推动国际规范的演进向国家自身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印度清晰认识到,技术规范是决定其在国际体系中赢得制度塑造权与话语主导权的关键变量。因此,印度试图通过对外推广数字技术、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合作网络,提升其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规则参与和制度塑造能力,进而助力其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


全球南方是印度科技政策调整落地的重要场域。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为印度输出技术模式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提供了现实空间。莫迪政府将数字化转型与科技创新视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进一步推进“南南合作”,印度可将其相对领先的数字技术在非洲、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推广,而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输出有利于加速印度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而为其科技创新提供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印度试图借助数字技术发展经验强化其“全球南方代表者”的身份叙事。印度长期以全球南方代表性国家身份参与国际治理,并试图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扩大其规则倡议的国际支持基础。特别是在“印度制造”进展不如预期,传统高端服务业外包又缺乏包容性的情况下,以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印度”的成功实践鼓舞了莫迪政府,为矢志成为“世界导师” (Vi shvaguru)的印度提供了一张有说服力的外交名片,增强其在全球南方谋求技术领导者地位的信心。


三、全球科技博弈下

印度科技政策的制约因素


尽管印度科技政策调整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尚未根本改变其在全球科技体系中处于技术追赶位置的总体格局。其政策目标的进一步实现,仍受到国内、双边和全球三个层面因素的制约。


(一)

国内层面


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已成为战略博弈的焦点。但印度国内创新生态、财政运行机制与行政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固有短板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其在全球科技博弈中的突围能力。


首先,国内创新生态薄弱制约关键技术自主突破。印度核心技术人才供给不足,预计到2027年将存在1万至1.3万名半导体制造专业人员缺口。这一缺口在全球科技人才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更难得到弥补。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更高的薪酬待遇、更完善的科研环境,持续吸引印度高端科技人才外流,导致本土创新力量后劲乏力。另一方面,印度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缺乏面向高端制造、前沿技术的实操训练,难以支撑关键技术自主发展。与此同时,印度研发投入长期处于低位,远低于技术发达国家,直接影响了印度在高端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其在全球科技博弈中处于追赶而非引领的地位。此外,电力与水资源供应、物流运输、网络连接和算力基础设施等配套条件不足,也限制了印度人工智能、大型数据中心等关键技术的部署。尽管莫迪政府近年来加快数据中心布局,在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和德里等地建设数据中心集群,但这些邦多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难以满足高速增长的算力需求。


其次,高成本产业激励模式增加财政压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均需要长期、大规模公共投入。印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支持等方式吸引企业投资,但这种模式需要持续的财政支撑。在社会公共需求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过度依赖产业补贴可能导致资源更多流向短期产业招商,而不足以支撑基础研究和长期创新能力建设。一旦本土产业配套不足、技术外溢效应不及预期,财政投入仅换来企业产能迁移,难以沉淀为本国自主创新能力,表面的产业成效背后是巨大的财政负担。


最后,行政体系碎片化降低政策执行效率。印度科技政策涉及中央政府、邦政府以及多个部门协调实施,但土地、电力、水资源、环境审批和产业配套建设均依赖地方治理能力。不同地方邦的政策标准、执行程序和监管要求差异较大,容易导致项目从审批、建设到投产周期拉长,增加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投资落地的不确定性。对于大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言,水电保障、产业链集群配套是顺利建设的先决条件,央地协调不足会削弱中央出台的各项激励政策。因此,印度科技政策面临的问题本质上在于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能否通过稳定、高效的央地协调机制转化为具体产业能力。若这一治理瓶颈长期存在,中央的政策愿景与地方的执行能力之间的差距将持续存在,并最终削弱科技政策的整体效能。


(二)

双边层面


尽管全球科技博弈在技术市场层面为印度产业升级提供了战略红利,但此类红利具有显著的条件性与不对称性。尤其是美印、中印双边关系的变动,或将影响技术、资本、人才和关键设备的供给条件,放大印度本土产业链和创新体系的脆弱性,增加印度科技政策调整目标落地的不确定性。


美国政策的变动和美印科技合作的附加条件制约印度稳定获取先进科技资源。美国国内的政治波动对印美关系产生周期性影响,使印度在借助美国推进关键技术升级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风险。此外,美国对印科技合作并非无条件的技术开放,尤其是敏感技术的转移受到明确的准入门槛与限制条款的束缚。2025年2月《印美领导人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利用战略科技变革关系倡议”,拟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生物技术等领域合作,同时“鼓励使用经验证的技术供应商”并“确保敏感技术得到保护”。 印度虽可借助美国资源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但关键技术获取仍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和战略利益的制约。


印度产业发展和科技自主的目标追求也深受其对华竞争战略的制约。“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泛安全化”特征,在经济领域持续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化”,试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然而,印度当前制造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尚不足以完全替代中国供应链,中国在印度融入全球制造网络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6年4月,全球贸易研究倡议组织(GTRI)报告显示,2025—2026财年中国占印度电子产品进口的43%、机械和计算机进口的40%以及有机化学品进口的44%。印度对华贸易的这种依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依赖,而是集中于关键零部件、生产设备和基础材料等难以在短期内替代的环节。正因为如此,随着2024年10月以来中印关系的回暖,印度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调整。2026年8月22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指出, “印度必须同中国做生意”以提高本国制造业能力。 但外交层面的缓和并未改变印度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自2018年以来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没有松动。这也反映了印度对华政策中的结构性矛盾,即印度试图通过减少对华依赖以强化所谓供应链自主和战略安全,但其制造业升级和技术能力建设又需要借助中国的资本、设备和技术网络。换言之,印度面临的是如何在科技竞争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困境。如果过度强调供应链安全而削弱产业合作,可能增加本土产业升级成本;而继续依托既有产业网络,则又可能影响其追求技术自主和战略自主的政策目标。


(三)

全球层面


印度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数字技术合作已成为其全球南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技术领导力并非仅取决于国内技术应用规模,更依赖于技术规范制定能力、制度规则塑造能力以及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当前,印度虽然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形成一定比较优势,但其技术领导力仍停留于经验示范和模式推广阶段,尚未转化为稳定的国际规则影响力和全球技术体系塑造能力。


首先,规则塑造能力不足限制了印度将数字优势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技术领导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标准制定、制度安排和规范输出影响全球技术发展方向。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模式的国际扩散,需要以技术规范、治理框架和融资机制作为支撑。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萨米尔·萨兰(Samir Saran)等学者指出,印度成功推广“印式”数字技术模式的关键条件是制定印度主导的全球数字技术标准以及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模式。然而,目前印度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主要在于提出倡议,规则塑造能力仍很有限。在跨境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和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印度更多参与既有国际机制讨论,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制度方案。相较于美国、欧盟等在数字标准、技术规范和治理框架方面拥有较强制度优势的行为体,印度仍缺乏将本国数字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的能力。


其次,技术模式扩散能力有限制约了“印式”数字技术模式的国际推广。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成功,很大程度依赖其庞大人口规模、政府组织能力以及相对成熟的数字生态环境。根据华为与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全球数字化指数2024》,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处于数字化转型初期阶段,属于“起步者”与“加速者”类别。印度向外推广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不仅需要输出软件平台和技术方案,更需要提供长期的技术培训、运维支持和资金投入。但目前印度作为“加速者”,自身仍处于努力提升数字能力的阶段,对外援助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融资能力有限,难以形成类似中国“一带一路”数字合作或欧美技术援助体系的持续支撑能力。


最后,高科技领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较低削弱了印度“全球南方领导者”目标的可信度。2026年2月,印度在新德里主办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尽管此次峰会取得诸多成果,但峰会期间所达成的《新德里人工智能影响宣言》及相关行动倡议属于自愿性、非约束性文件,尚未形成具有明确约束力的执行机制。此外,峰会虽然汇聚了大规模人工智能投资承诺,但印度自身对国际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金和技术援助的供给仍较有限,更多发挥的是资本吸引和资源整合功能,尚未具备较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四、结语


随着全球科技博弈进入长期化、复杂化阶段,各主要经济体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全球科技博弈通过技术能力、技术市场和技术规范三重维度影响国家科技政策。印度科技政策的战略调整并非对全球科技博弈的被动回应,而是技术追赶国家试图利用全球科技秩序重构形成的机会窗口,主动在增强技术自主能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与提升国际规则影响力之间寻求平衡。印度案例表明,科技自主并不意味着脱离全球创新体系,而是在开放合作基础上提高自身能力和议价空间。作为推动全球科技格局演变的潜在关键行为体,印度科技政策调整不仅重塑了印度国内的数字治理体系与产业发展路径,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数字治理话语权提供了实践样本。但从总体上看,印度能否将政策动员、资金支持和国际合作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技术积累与规则供给能力,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未来全球科技博弈加剧以及关键技术供应链不确定性上升,将进一步增强印度推进本土技术能力建设的紧迫感,印度科技政策将延续强化技术自主、推动产业升级和完善创新生态的发展方向。


当前全球科技博弈不仅是各国之间技术研发能力的博弈,也是产业体系韧性、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国际规则塑造能力的综合性博弈。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较强的科技创新基础,但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产业链环节以及国际技术规则制定方面仍面临外部约束。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科技博弈,首先需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提升关键核心技术供给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其次,面对全球科技治理碎片化趋势,中国应坚持开放共享理念,通过推动开源模型、开放平台、数据合作和技术生态建设,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高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进而提升自身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最后,中国应依托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区域伙伴在技术标准与技术合作方面的交流,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唯有将技术能力、产业优势与制度参与能力相结合,中国才能在全球科技博弈中形成更加稳定和持续的战略影响力。

 

作者简介:
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周边外交、印度外交及中印边界问题。

畅爽,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印度外交、网络空间与新兴技术。


本文选自《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9期文章,原标题为《全球科技博弈下印度科技政策选择与现实困境 》。


本期编辑:佳仁·云丹吉

本期审核:余佳轩 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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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7 22: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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