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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胡耀邦的足迹:黔川陕三省行记
阜成门六号院 2026-11-17 18:59:50


做人物研究,不仅要了解其思想,也要实地了解其生活轨迹,这样对其思想脉络,会有更多设身处地的感想。笔者2024年、2025年集中走访了胡耀邦建国前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今年秋季得空,专门走访建国后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或者是曾经考察过、与中国改革历程发生重要联系的地方,以日记形式记录如下。


10月16日 北京—贵阳


今晚从北京飞往贵阳,这是第二次到贵阳,上一次是整整十年前,也是为了耀邦研究而来。当时听说原《贵州日报》总编刘学洙有很多耀邦视察贵州时候的资料,我专程过来拜访,希望他能够分享。刘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对历史如数家珍,不过有时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他告诉我是肺纤维化导致的,这次再来贵阳,他已经去世,不禁有些伤感。


刘学洙是朱厚泽的发小和最好朋友之一,80年代任《贵州日报》总编辑,1984年、1986年胡耀邦两次来贵州,刘学洙都全程陪同,并做了详细的记录,总计达5万多字。1984年这次,胡耀邦在贵州发表了“富民讲话”,即提出治国之道、富民为先,不要把国富和民富对立起来,只有民富、国家才能更强大。


对于怎么富民,胡耀邦主张垄断的国有资源要给老百姓享用,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维持产权共有前提下,让老百姓享有使用权。胡耀邦说,“靠山吃山”是古代就有的常识,现在山区人穷,就是因为建国学习苏联把森林、矿产都的国有化了,他对长江水道被各地港务局垄断,民船无法下水也很气愤,说他们是“船老大”、“袍哥”。


在胡耀邦推动下,1984年我国航运体制第一次改革,交通部提出了“有水大家行船”的口号,当年长江货运量立即翻番,同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森林法》,开始森林承包制,这些都对于南方农民脱贫,以及民营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胡耀邦还在贵阳提出西南大开发的战略构想,他说:“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第二年通过的“七五计划”,第一次提出了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并正式提出“建设川、滇、黔交界地区,使之逐步成为一个主要的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基地”,这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起源。刘学洙先生的资料,对于研究胡耀邦的改革思想非常重要。


17日 贵阳—安顺—兴义


今日上午参观安顺屯堡,明代在很多地方实行军屯,最集中的三处是辽东,宣化—大同内侧,以及云贵主要驿路旁。安顺屯堡在贵州屯堡中是规模最大的,可以说是当年帝国西进的桥头堡,但是参观云山七囤后,也感觉“不过如此”,比今天大同、蔚县、怀来一带遗存的屯堡规模差的太远了,看来当年帝国财政转移支付的重心还是在首都附近,经营西南的投入比经营九边的投入少太多了。


屯堡的老人都非常好客,当问起这些老房子已经住过了多少代人时,他们回答完,都补充一句“我们都是从南京迁过来的”,云南汉人也都自称老家来自南京。一个基本常识是,如果云贵汉人来自南京,那么云贵应该说江淮官话、而不是西南官话。其实云贵汉人多数是江西、湖南、四川的下层贫民后代,只有早期屯吏可能是江淮人,即便江淮人,也以淮西平民为主,南京人凤毛麟角。自称先世来自南京,是一种“攀附”,给自己安一个高贵起源,就像客家人、广府人喜欢给自己塑造一个中原士族的出身。


在去兴义路上,途径望谟县,这是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的地名,然而,1980年10月,也就是关于农村包产到户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胡耀邦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当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与反对保持到户的杨易中辰发生了争执,池必卿最后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1980年5月贵州省委的88号文件确立了全省推广包产到户的方针,这是全国第一个全省范围内搞农村改革的省份。会后不久,胡耀邦去专程来贵州看看“独木桥”走的如何,当时贵州78%以上的生产队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老百姓对此都非常拥护。此后不久,贵州省委专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胡耀邦立即作出批示:“应同意他们的看法和作法”,等于是中央给贵州的包产到户正式颁发了“准生证”,这也给其他地方的改革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这次视察中还有个小故事。当时贵州山路很不好走,胡耀邦从安顺到望谟走了10多个小时,抵达时已经凌晨三点,由于耀邦是轻车简从,不像什么大领导,县政府招待所值班人员无论如何不让进,说是没接到通知。最后,池必卿自报家门说:“我是省委书记池必卿,请你开门让我们住下。”他们才赶紧把门打开。


1980年冬至1981年上半年,胡耀邦还先后视察了云南、湖南、广西、江西、山东等省份,当时包产都会正处在胶着时期,其实胡耀邦是在“游说”地方大员,搞“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地方改革实践,打破上层的意识形态阻力。所以,中国的早期改革开放并不是规划设计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所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央和地方改革势力互动,共同把局面拓展出来的。


18日 兴义马岭镇乌拉村


兴义马岭有全国著名景点马岭大瀑布,同时也因温家宝的《再回兴义忆耀邦》而闻名。1986年除夕这一天,胡耀邦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的陪同下来到兴义视察,当天在北郊布依族村寨马岭乌拉村观看了大家的春节舞狮,兴致浓厚之处,胡耀邦不顾高烧刚退,主动加入群众中与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傍晚,胡耀邦、胡锦涛等人来到村民黄维刚家中,与他们一起吃年夜饭。


(胡耀邦在乌拉村)


这次有幸在乌拉村找到了仍健在的黄维刚,老人家今年89岁,身体还是非常硬朗。刚一见面,他就引领我来到屋子里,向我展示与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合影。黄维刚是种稻能手,曾经被评为贵州省劳动模范,所以上级安排耀邦到他家吃饭。黄维刚至今清晰记得总书记的平易近人和豪爽,他端起一碗酒,说祝总书记春节快乐,胡耀邦接过酒就一饮而尽。


胡耀邦临走时祝黄维刚早日成为万元户,当时农民年收入不过一两百元,黄维刚说万元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家里已经拥有两栋楼房,一辆汽车,远远超过万元了。今天的乌拉村村民安居乐业,村旁高铁和高速公路交织,胡耀邦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黄维刚老人)


黄维刚的儿子告诉我,胡耀邦去他家做客时,他刚刚读黔西南师专,后来当了一名中学老师,今年刚刚退休,今天已经距离胡耀邦来兴义40年整,这四十年正好是他的完整职业生涯,光阴似箭!


胡耀邦在1983年至1986年间,连续四个春节都是在老少边穷度过的:1983年除夕夜与海南岛石碌铁矿矿工一起吃年夜饭;1984年除夕去广西法卡山看望前线官兵,而后到南宁郊区与壮族群众过年;1985年在云南楚雄与彝族群众共度春节;1986年则是来到贵州。


耀邦每到一地都是风尘仆仆,不游山玩水,也不大吃大喝,著名景点万峰林近在咫尺,从1986年春节的行程记录看,他没有去参观,而是直接驱车去广西,赶往广西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去慰问一线职工去了。


(万峰林及今日的马岭镇)


20日 四川西昌-泸定


昨日从昆明乘火车到西昌,这一路是都是中国彝族聚居区,也是过去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现在已经发生较大的改观。


(美丽的邛海)


西昌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四季如春。胡耀邦1982年9月曾经来西昌视察,当地文史资料记载了他在这里的讲话,其中很有价值的一段是:“去年中央发的13号文件,是我口述,杜润生同志记录的,然后送给万里同志看了,我一边叫向下传达,一边叫广播”。这对于我当下进行的农村改革史研究非常重要,198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对于打破以粮为纲,鼓励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作用,其意义不亚于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如何出台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胡耀邦的这句话等于是“破了案”。


西昌市中心有刘伯承与小叶丹结拜的“彝海结盟”雕塑,是西昌的地标建筑,建筑基座上有胡耀邦的题词,这是专门为纪念长征五十周年而建造的,题词原件现藏于西昌市档案馆,是镇馆之宝。


下午从西昌开车到泸定,一路崇山峻岭,车上广播正在播放长征九十周年纪念节目,脑海中浮现出红军将士艰苦行军的画面,胡耀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86000多人,到达陕北不足7200人,其中还有很多是从川滇黔扩红进来的,从江西出发的战士幸存者不超过5%,胡耀邦是少数活着走完长征的幸运儿。


(西昌彝海结盟塑像及胡耀邦题词原件)


胡耀邦在长征路上见识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也感受到他们的善良温暖,所以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多次到这里考察,他自己称为“重走长征路”计划。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在六年中,全部对长征经过的县市几乎至少都视察过一次,以报恩、补偿的心态去看望当地老百姓,所以,胡耀邦心中有很强的“长征情结”。诚所谓“不忘初心”,而很多人革命胜利后,把曾经养育了革命队伍的贫苦地区百姓都忘了。


1985年9月底至10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五十周年之际,胡耀邦开展了他重走长征路的最后一段,也是最艰难的一段。9月27日,胡耀邦抵达泸定,试图重走铁索桥,当时风很大,警卫担心桥面安全,劝阻他继续前行,胡耀邦感叹地说道:“当年红军是在没有桥板的情况下,边前进边冲锋。现在我们是在有桥板的情况下,走路还摇摇晃晃,还有点心惊胆战,当年红军真的不容易!” 泸定桥纪念馆工作人员邀请胡耀邦给题词,他写道:“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


(胡耀邦在泸定,图片来自“钱江说当代史”)


胡耀邦而后前往康定、小金、马尔康、松潘等地,最后进入甘肃南部,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副书记刘冰早在此等候,他们又陪同胡耀邦视察了文县、康县、成县、武都等地。


在去成县的路上,胡耀邦看到几位农民还在忙秋收,于是让司机停车,他走到农民中间了解收成、听取农民对政策的反映,他坐在田埂上,丝毫没有架子,农民围在他身边,交流融洽,随行摄影记者记录下这一幕,后来成为纪念胡耀邦的经典照片。


(胡耀邦在田间地头,与农民亲切交谈)


陇南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全区找不到一间有卫生间的招待所,胡耀邦住地委招待所,房间在楼的东侧,而厕所在楼的西侧;文县甚至连招待所都没有,胡耀邦只好在县委办公室打地铺。刘冰带有歉意地说,现在条件不好,只能这样招待您了。胡耀邦却安慰说:“全国像这样的地方还不少,但是这不算什么,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21日 四川南充


昨天车到南充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南充是川北的文化经济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被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区域,胡耀邦被任命为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时年34岁,是开国省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两位之一,仅次于33岁的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


南充的历史虽然很辉煌,但是现实情况不太好,去年GDP为2800多亿,人均只有53000余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4%,属于低收入水平。今晚住在市中心地带,但是晚上9点左右找一家营业的餐厅,已经是非常困难,商业的冷清与成都的繁华形成巨大反差。四川经济真的是成都一家独大,全省资源都被它吸走,其他地级市难有起色。


第二天去西华师范大学校内的川北行署建筑群探访胡耀邦的办公室旧址和旧居,但是吃了闭门羹,现在不仅是清华北大,地方高校也都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学校门口装有刷卡闸机,保卫人员说:非本校人员不得入内,除非校内师生打电话过来报备。悻悻离开后,突然发现学校宾馆内有直通校园的小门,终于得到了入内参观的机会。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全国高校的封闭化现象可见一斑。


西华师大内部的原川北行署建筑群得到非常好的保护,胡耀邦的办公室旧址已经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校内有胡耀邦的题词,还有“耀邦路”,这是胡耀邦生活旧地得到保护最充分的地方之一,这一切跟历任西华师大领导的重视有关。



(川北行署礼堂及胡耀邦办公室旧址)


胡耀邦治理川北两年零八个月,有几件事值得说道。第一,重视任用民主人士,任命国民党起义将领裴昌会为行署副主任,并且让其“有职有权”,分管工业、农林和交通方面的工作;重视任用民盟成员,比如谭卫根毕业于北大史地系,有专长,建国初仅为三台县文教科科长,胡耀邦迅速提拔他为交通厅长;胡耀邦还吸收老知识分子21人,担任川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第二,土改中尽量避免“左”倾和无序群众暴力,1951年5月在第二次川北土改会议上提出“教育贫雇农 ,团结中农,保存富农经济 , 保护工商业”的稳健土改路线,后来他又主持制定《川北区土地改革实施细则》,提出严禁乱斗乱杀,严禁农民进城抓人,更不能只听少数勇敢分子的话,在惩罚不法地主时,一定要做到占理占法,名正言顺。


第三,重视教育,兴办公立川北大学,即今天的的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的前身。


此外,他与胡愈之先生的一段互动,也颇能初步展现他的为政风格。1951年5月,胡愈之率中央土改工作团一分团,前往川北观摩土改,这个工作团以知识分子为主,包括严济慈、王淦昌等,胡耀邦热情招待了他们。胡愈之参加土改之余,还颇为关心民盟组织在川北的发展,他认为经历了土改后,民盟组织更纯洁,更加拥护党的领导和路线,应该允许扩大基层组织。西南局统战部却不同意胡愈之的意见,川北区统战部拟向中央统战部做最后的裁决,胡耀邦干脆地说:“不要事事请示中央,只要不违反政策,我们可以自主决定”,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川北民盟成员在一年内从261人增加到434人。


(胡耀邦与胡愈之、王淦昌等人的合照)


1952年中央改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机关,拟在基层大力发展青年团组织,以作为党的后备力量,所以这时候青年团书记的职务非常重要。中央在考虑新人选的时候,刘少奇推荐其华北局部下张玺,毛泽东则早已心中有了人选,这个人就是富有激情活力,可以担当青年领袖的胡耀邦,胡耀邦遂在月告别川北生涯,来京上任。


(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期间致有关方面的信函)


22日 陕西安康


离开南充后,坐火车去陕南安康。南充到安康仅有400余公里,但是动车也要走4个多小时,因为一路要翻越大巴山和秦岭,线路改造成本高,所以还都是普速运行。一路都是桥隧,只会偶尔山间看到一些城镇,亲身感受了一下什么是“蜀道难”。


来安康之前,特意请教了安康文化名人李大斌先生,大斌先生逐一向我介绍了耀邦在安康城的视察轨迹,让我可以有的放矢。大斌先生曾经在2014年出版《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全景纪录片式地还原了胡耀邦1965年春节之后视察安康七天七夜的经过,填补了胡耀邦研究的一项空白。


该书首发时,陕西人民出版社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陕西省老领导徐山林、刘力贞(刘志丹之女)等出席,他们在会上都有生动的回忆。从建国到“文革”,陕西政情复杂激荡,涉及到很多重要人物,这些亲历者却没有留下文字回忆,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


胡耀邦虽然主政陕西时间不长,加上受批判时间也不过200来天,但是他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却是“文革”前地方探索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其改革思想发展形成中的一个里程碑。胡耀邦经过对安康七县的认真调研,于2月14日深夜起草了下达陕西各地的《电话通讯》,部署新年的工作。


(胡耀邦指示修建的安康汉江大桥,以及他当年居住过的行署招待所旧址)


核心思想是:社教停止抓人,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破除“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允许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


《电话通讯》虽然得到陕西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因为随之发生的胡耀邦与时任西北局主要领导在“社教”问题上的争执而搁浅,胡耀邦也无法开展工作,于6月被来陕视察的叶剑英元帅接回北京。在胡耀邦上飞机前,叶帅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老弟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斗不过他们啊!”。


胡耀邦在陕西一心扑在工作上,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席过那么多公务活动,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与现在一些地方官热衷给自己树形象形成比照。他只留下好几本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给陕西人民算的经济账、脱贫账,以及视察调研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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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7 1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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