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70余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


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传统研究
刘宗灵(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摘 要:红军游击战术传统是在各地自主探索、战争实践的检验与战术经验的交流整合中逐步形成的。红军创建初期,各地红军依托革命根据地的人文地理条件和战争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运用夜间作战、伏击等战术,以弥补兵力、装备方面的劣势。随着游击战向游击运动战发展,夜袭、大兵团伏击、围点打援、追击迂回等战术在战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各部主力红军的战术特长逐渐定型。随着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人员跨建制流动,各部队长期积累的战术经验得以深入交流互鉴。通过军事研究、战术经验的系统总结与军事教育的推广,原本分散于各部队的战术经验逐渐凝练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战术原则和行为规范,红军游击战术传统由此逐步形成,并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的战术运用提供重要借鉴。摘 要:在中央红军中建立实施报告制度,是党中央掌握敌我军情实态、构建贯通严密的组织体系、统筹指挥军事行动的重大举措。长征时期是中央红军报告制度转变完善的关键时期。中央红军组建后,报告制度逐步萌发,于1933年正式确立,并在随后渐趋规范。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报告制度主要服务于情报信息上报和局部统筹指挥,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前线正确意见未能有效辅助战略决策。通道会议至遵义会议期间,随着最高军事决策机制调整,报告在内容、频率、运行模式方面发生深刻转变,既满足运动战的实际需要,也使中央红军在集中统一指挥与前线灵活机动之间取得平衡。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党和红军军事指挥体系逐步成熟的重要体现。熊秋良、刘曦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摘 要:长征中的艰险转战环境,使红军连队党支部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极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支部建在连上”,适应复杂战局变化,推进连队党支部建设的战时转变。各连队在坚守组织纪律的前提下,灵活发展党员,恢复并健全支部,逐步建立与运动战相适应的支部会议运行机制,使支部工作服务于红军作战与生存的核心任务,将党的组织力有效转化为部队战斗力。正是依靠连队党支部的思想引领和严密组织,红军才得以在极端困苦的流动作战环境中凝聚成有统一意志和行动的战斗集体,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深刻展现了党的基层组织在极端环境下的制度韧性与自我更新能力。连队党支部在流动中扎根,成为长征路上打不散、拖不垮的“流动堡垒”。摘 要:英国政府密切关注红军长征。长征开始前,其已留意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社会经济基础。长征期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使领馆、传教士及上海情报处等渠道收集相关信息,逐步意识到国民党施政腐败、内部矛盾重重。而红军在困境中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与优秀特质,推动英国政府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改变此前积极支持国民党“剿共”的态度,并为其在英日谈判中拒绝日本所谓“共同反共”的提议提供依据。长征是英国社会理解中国共产党路线主张与精神特质的关键切入点,为全面抗战时期英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开展直接接触、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奠定基础。东周时期县制演进及其历史地位
王 鑫、王百川(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 要:东周县制变迁是探究大一统王朝国家形成的关键切入口。春秋以降,县制形成数条彼此分异的发展路径:晋县通过拆分形成以“百乘”为标准的军赋单位,在三家分晋后逐渐发展为具有官僚行政体系特点的新型县制。此制随商鞅变法传入秦国后又经革新,演化为秦汉“郡县之县”。楚县维持较大规模以积蓄军事力量,并长期保持“公私混杂”的政治特色。齐、燕等国延续周制“国/都—县鄙”结构传统,直至战国时期仍以都统县,并保留较多传统周制因素。秦汉郡县体制的形成,是列国县制既彼此借鉴又相互竞逐的结果。县制同源而异流的演进路径交织融汇,为大一统王朝国家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唐代北疆都护府的政区化转向
梁振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摘 要:为适应唐前期疆域拓展和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唐朝在边疆设置都护府以统领诸蕃。以单于、安北为核心的北疆都护府基本职能是统领羁縻府州、管兵。随着北疆边防形势发生变动,单于、安北二都护府统领羁縻府州职能逐步衰退。朔方节度使设置后,二都护府直属镇兵被纳入节度使统辖,独立的军事职能遂被侵夺。天宝时期,二都护府在郭下置县,形成管理编户的民政职能。北疆都护府从军政管理机构转变为依凭镇军统县、管户的军事据点,呈现出政区化趋向。北疆都护府职能及其演变,展现了唐代边疆治理由以“抚慰诸蕃”为主的都护体制向以“式遏四夷”为主的节镇体制过渡的基本过程,是认识唐代北方农牧区域整合、华夷交融进程及边防体制嬗变的重要视角,集中体现唐代边疆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圣谕教化体系与清前期治国理念建构中的明代传统
解 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 要: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帝沿用明太祖朱元璋以“圣谕六条”推行教化的做法,分别推出“上谕六条”、“上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形成贯穿明清两代的圣谕教化体系。此四位君主的圣谕,均是在完成整顿政治秩序、系统性行使权力之时推出,意味着朝廷由“统”及“治”、治国由“体”及“用”,着手开辟治国教民新图景。随之形成清前期治国理念,其建构过程延续宋明以降关注地方秩序、提升民众道德教化的治理传统以及乡约制度化所代表的实践趋势,体现清承明制,落实于国家制度建设,凸显明代政治传统与清初政权特色融合。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中的城市监管官
温珊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
摘 要:罗马帝国地方治理长期建立在中央制度约束与城市自治结合基础上,城市监管官的设立正是此治理模式在制度层面的产物。该官职由皇帝直接任命,职权范围与履职方式因治理需要而不断调整,成为帝国调节央地关系的工具。在实践中,城市监管官与行省总督分工配合,与地方精英在监督与协作中共处。帝国晚期,行政体系日趋官僚化,城市监管官从自治体系外部监督者转变为地方行政序列中的帝国官员。城市监管官制度及其演变表明,地方自治既非独立于中央权力存在,亦非恒定不变的政治传统。罗马帝国由依托城市自治转向官僚化统治的历程,为理解此后欧洲国家央地关系提供了不同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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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6 10:3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