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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时刻”的永恒幻影
观察者网 2026-11-16 10:11:18

2021年1月,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布鲁塞尔贝尔莱蒙大楼的同僚通了个电话。

电话另一端代表欧洲的,既不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不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而是冯德莱恩的办公厅主任比约恩·塞伯特。

为什么一个没有外交官头衔、在布鲁塞尔资历尚浅的小小幕僚,能够在拜登执政的头两周,就成为白宫NSC的“欧洲对接人”?

如果把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为职位对口,那就大大误读了跨大西洋政治中最核心的人事密码。

塞伯特与沙利文等美国建制派少壮精英的渊源,甚至比与冯德莱恩的命运共同体更深远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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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下属的战略研究所(SSI)出版了一部题为《乍得与中非共和国欧盟军事行动》的英文专著。在这本百余页的论文里,年仅30岁的作者比约恩·塞伯特列出了一长串令欧洲同行眼花缭乱的美国学术与政策机构头衔。

在德国完成本科学业后,塞伯特几乎把整个青年时代的学术训练都放在了美国大波士顿地区与华盛顿的安全建制圈里。

他在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读完法律与外交硕士(MALD,2008年毕业),在读期间就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最核心的安全研究项目(SSP)撰写了一篇工作论文,后来又成为该项目的研究人员。

他还担任过哈佛大学政府系助教、哈佛国际事务中心访问学者,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担任过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分析员,并先后挂靠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跨大西洋关系中心名下从事学术研究。

在这本2010年专著的致谢页里,塞伯特专门感谢了三位在英美战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研究期间提供的支持: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波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丹·汉密尔顿,以及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总干事迈克尔·克拉克。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丹·汉密尔顿与他所在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跨大西洋关系中心。

汉密尔顿是美国国务院系统的资深大西洋主义操盘手,1990年代曾任美国驻德大使高级政策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2000至2001年出任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负责北约、欧安组织与跨大西洋安全事务。2008年,他还以博世基金会首位高级外交研究员的身份,直接坐进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的政策规划参谋部办公。此后十几年里,他又与曾在克林顿政府国安会主管防务政策的汉斯·宾南迪克长期搭档,在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平台合写了多份北约战略报告。

把这几个名字和机构拼在一起,塞伯特身上的跨大西洋建制派胎记便一目了然。

更妙的是,塞伯特在2010年由美军方出版的专著里,就已经力劝华盛顿应当全力拥抱并扶持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因为欧洲是美国“最有能力、最自然的盟友”,让欧盟具备有限的规划与行动能力,恰恰是为了替华盛顿分担周边安全重担。

2010年11月,刚写完这份报告的塞伯特回到柏林,直接进入了德国国防部最核心的政策规划与咨询参谋部。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也来了一个年轻人报到,他就是希拉里·克林顿最器重的青年才俊——杰克·沙利文。

当塞伯特在2014年被麦肯锡出身的国务秘书苏德提拔进德国防长冯德莱恩的核心圈、并在随后几年里随同冯德莱恩进出五角大楼与美国防长们会谈时,他与大洋彼岸那批有几乎相同人生轨迹的民主党少壮精英,早已不需要任何翻译就能无缝对表。

2

如果说塞伯特与沙利文代表了跨大西洋青年政治精英的共通成长路径,那么在这个生态的上游,还盘踞着一个声音更响亮、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厚的中生代跨国倡议网络。

在这个网络里,最核心的两个节点是时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以及波兰资深政客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与国著名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夫妻档。

没错,就是那个今天欧洲最响亮的反俄声音之一西科尔斯基。

这批中生代干将的私人交集与组织重叠,更可以说是密不透风。

西科尔斯基早年在牛津大学求学,其后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担任常驻学者,这恰好也正是塞伯特几年后在华盛顿落脚的同一家智库。

在担任波兰防长与外长期间,西科尔斯基成了中东欧反俄鹰派在英美社交圈最耀眼的明星,后来更受聘为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与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而他的妻子阿普尔鲍姆长期为《华盛顿邮报》与《大西洋月刊》撰稿,同时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阿戈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与华盛顿外交安全建制圈中的许多人往来密切,活跃在同一个华盛顿—华沙—布鲁塞尔的跨国交际圈中。

翻开麦克福尔在2018年出版的回忆录《从冷战到热和平》,这个小圈子在2016年希拉里竞选总统及随后几年里的运作方式暴露无遗。

麦克福尔在书中坦承,他虽未在竞选团队挂名,却一直在幕后与沙利文及希拉里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问劳拉·罗森伯格密切商讨对俄战略,共同设计了一套被称为“奥巴马加强版”的施压方案:大幅增加北约在波罗的海的驻军、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追加对俄金融制裁,并强力资助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与NGO组织。

在麦克福尔的致谢名单上,威廉·伯恩斯、维多利亚·纽兰、本·罗兹、苏珊·赖斯等亲友名字一字排开。等到2021年1月拜登政府组建时,这份名单上的许多人进入了新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如伯恩斯出任中情局局长,纽兰出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而要想读懂这批人在2021年至2022年乌克兰危机中的言行,必须先看清他们与冷战时期老一代美国战略家的根本断裂。

在冷战年代,无论是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还是奠定现代威慑理论的托马斯·谢林与罗伯特·杰维斯,他们的青年时期都经历过世界大战与核均势的恐怖阴影。老一代学者深知大国军事能力的物理边界,在兵棋推演中高度敬畏核大国的“安全缓冲区”诉求,因此才有了1975年《赫尔辛基文件》与1990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那种承认现实均势的军控安排。

这套军控传统本身却在冷战后悄然断代,学界研究重心从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转向了针对中小国家的“防扩散”。而更根本的是,军控的前提是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当俄罗斯在道德上就被整体排除在“文明世界”之外,坐下来谈判均势本身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不正确。

以沙利文、布林肯(均为法学院背景出身)、麦克福尔(比较政治与民主化转型专业)、阿普尔鲍姆(历史与新闻学背景)为代表的中青年跨大西洋精英,他们的学术与政治世界观完全成型于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单极时刻”。

在他们的认知结构里,关于大规模地面战争、军工产能消耗与地缘缓冲区的硬政治计算权重极低。

正如麦克福尔在其著作中反复阐述的那样,他们笃信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与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坚称北约东扩从来不是引发俄西方冲突的病因,反而是唯一的解药,他们甚至公开反驳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警告,认为俄罗斯在2014年后的战略转向与北约东扩毫无关系。

在这种思维定式下,任何主权国家提出的“势力范围”或“安全不可分割”诉求,都被直接等同于不可理喻的修正主义讹诈。

在这代美国建制精英的观念最深处,他们所憧憬的其实仅仅是重演那光芒万丈的“单极时刻”,只不过这一次他们自己将从当年的观众变为主角。

要满足这个根本性的心理需求,反俄无疑是最趁手、最方便的抓手。

3

如果说这套理念在2010年代还只是一种停留在智库报告里的模糊愿景,那么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初发生在东欧大地上的一连串突发事件,则将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机会主义热情推向了沸点。

尤其是2021年初,在德国接受治疗的俄罗斯政治人物纳瓦尔尼高调乘机返回莫斯科并在机场被捕,两天后,其团队发布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调查视频,在互联网上创下上亿次播放,随即在俄罗斯上百个城市引发了罕见的秩序动荡。

在华盛顿刚刚走马上任的拜登国安团队,以及布鲁塞尔和东欧的新一代反俄鹰派眼中,俄罗斯的景象已经完美复刻了冷战尾声的那种气氛,似乎在苏东剧变三十年后,第二次也是彻底收官的一次“单极时刻”即将能由自己亲手创造。

行动的齿轮随即高速转动起来。

2021年3月2日,欧盟正式对四名所谓涉纳瓦尔尼事件的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同一天,美国宣布对七名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白宫与布鲁塞尔完成了跨大西洋精英对表之后的第一次对俄协同。

3月中旬,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专访时,又对着镜头公开点头同意主持人对普京的下作谩骂。

莫斯科也没有忍气吞声,2021年3、4月间,俄军在乌克兰边境完成了第一轮大规模集结,与西方的博弈骤然进入新阶段。

到了2021年9月,这种试图在政治上彻底否定莫斯科政权合法性的冲动,在布鲁塞尔结出了正式的制度文本。

立陶宛前总理、欧洲人民党团核心运作者安德留斯·库比柳斯在欧洲议会推出了一份全面重塑对俄关系的纲领性报告,以494票赞成的高票获得通过。在这份被莫斯科视为公开挑衅的文件中,欧洲议会明确要求将意识形态作为对俄战略基石,并呼吁欧盟做好准备,一旦即将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被认定存在舞弊,欧盟就应当直接照搬白俄罗斯模式,拒绝承认俄罗斯新一届议会的合法性。

4

除了被街头抗议点燃的“单极时刻”亢奋,驱使华盛顿与布鲁塞尔这批少壮派精英在2021年下半年加快遏制与挑衅步伐的,还有一层深藏在心底的时间焦虑——对四年后特朗普卷土重来的深刻恐惧。

经历了2017年至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震荡,无论是沙利文、布林肯,还是欧洲的西科尔斯基与冯德莱恩,都无比清楚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脆弱性。

正如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康斯坦蒂尼在评论麦克福尔著作时所指出的那样,自由国际主义建制派深知自己并未真正击败国内的民粹保守主义,对方只是在潜伏等待2024年的大选复仇。

在外交棋盘上,这批人最担心的噩梦场景,就是一旦未能在拜登任期内一劳永逸解决俄罗斯问题,四年后重新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很可能会跨过欧洲盟友,与莫斯科达成某种承认势力范围的大国交易。

因此,当2021年上半年拜登政府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一度在5月豁免对“北溪2号”运营公司的制裁、并在6月与普京举行日内瓦峰会试图暂时缓和与俄罗斯关系时,跨大西洋精英网络内部非但没有接受降温,反而感到了愈发强烈的行动紧迫感。

从他们的公开言论与行动轨迹看,在这个小圈子的战略排序里,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俄罗斯的彻底解体,而如果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次优的结果,就是把俄罗斯彻底孤立并锁死在西方体系之外。而最不可接受的结果,则是让柏林和巴黎恢复与莫斯科的正常首脑对话、让“北溪2号”顺利通气,从而让俄罗斯在搁置争议的前提下重新融入欧洲经济架构。

西科尔斯基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曾毫不掩饰地吐露过新欧洲精英的真实心声:

在过去十几年里,每当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警告俄罗斯的帝国威胁时,总被西欧大国斥为“恐俄症”和“战争贩子”,而一旦德俄通过能源管道与安全协调重新握手,中东欧国家就会再次沦为大国交易中的灰色缓冲带。

把这套时间焦虑放回国际体系的大背景里看,它的分量就更清楚了。

在一个“不进则退”的焦虑已被普遍激活的国际体系里,当一个关键行为体判断时间站在对手一边、不作为就意味着出局时,它往往会成为整个体系事实上的决断者。

2021年的跨大西洋建制精英网络,恰好正处在这样的位置:它面对的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存亡,而是这张网络自身的兴衰,一旦四年后白宫重新落入民粹派手中,它在华盛顿经营多年的政策阵地和战略方向可能被连根翻转。

窗口期内能做的,就是抢在窗口关闭前,制造出下一届政府根本无法修复的既成事实。

而“单极时刻”的记忆,又让这批人系统性地高估了其对俄战略的可行性。在他们的经验里,俄罗斯必然会在街头压力下轰然倒下,而且崩塌会来得迅速而彻底。

就这样,时间焦虑抬高了观望和缓和的代价,“单极时刻”的先验信念又抬高了对成功的预期。

这正是1914年夏天欧洲各国总参谋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那种幻觉,以另一种形式在一个多世纪后的欧洲地缘棋局中重演。

理解了这套利益与偏好,我们才能真正看懂,为什么当2021年秋天乌克兰边境再次阴云密布、而德国又恰逢十六年一遇的政权交接空窗期时,乌克兰危机会急转直下并一举越过斡旋的临界点。

当莫斯科在2021年12月几乎以最后摊牌的决绝抛出要求北约停止东扩的安全条约草案时,坐在贝尔莱蒙大楼第13层的塞伯特与大洋彼岸的沙利文团队,并没有像巴黎和柏林那样去寻找外交妥协的降级阶梯。恰恰相反,他们以惊人的默契和“对手上钩了”的兴奋,悄然关上了谈判的大门,并开始紧锣密鼓地起草那份足以在一夜之间炸毁欧俄全部经济纽带的极限制裁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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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6 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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