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西山发布 2026-11-15 10:33:55
如果说中国第1支自主研制的青霉素菌种来自一双在滇池边湿润空气里发霉的旧皮鞋,你会相信吗?
这里是昆明西山脚下滇池之滨的高峣村,1944年9月5日,就是在这里,中国第一批实验性青霉素问世。
1919年中央防疫处在北京天坛成立,这是近代中国第1个国家级防疫与生物制品的研究机构。
随着烽火席卷华北,它一路南迁从北平到南京,辗转长沙, 1939年艰难抵达昆明,带队的负责人就是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初到昆明,防疫处只能临时借住在省立昆华医院的旧楼里,账面上仅剩300银元,经费极度窘迫。
汤飞凡四处奔走,托人致信云南省主席龙云、富滇新银行行长廖云台多方筹措经费,并冒着巨大风险以防疫处资产担保贷款,终于在西山脚下的高峣村选定新址。
1941年依山面湖的新实验室厂房落成,彼时的高峣中央防疫处是战时中国最重要的细菌学免疫学生物制品研究核心阵地,汇聚了一批顶尖的微生物学者。
外人很难想象这里的实验条件:没有自来水,科研人员要划着小船到滇池取水,过滤之后再使用;没有恒温箱,没有标准化发酵设备,像样的实验台都寥寥无几。可汤飞凡定下规矩,无论多忙条件多苦,每周一次的文献讨论会绝不中断。
西山的暮色漫上来时,这群读书人围坐在一起传阅辗转而来的外文期刊,紧紧盯着世界微生物学的前沿。1941年秋天的一次周会聚众,技正魏曦读了《柳叶刀》上弗洛里钱恩关于青霉素临床应用的重磅论文,汤飞凡听完后久久沉默,当即下定决心:我们必须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青霉素!他心里清楚,前线无数伤员正等着这一剂救命药。
最难的一关是找到高产的青霉菌株。汤飞凡发起了一场全员参与的寻霉行动,大家走在路上、回到住处都下意识留意一切发霉的东西:腐烂果子、旧衣物,潮湿泥土,但凡看见一行绿霉就小心翼翼采回实验室分离培养。一批又一批菌株,反复鉴定产量全部达不到要求,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
转机藏在一次大扫除里,大家把被褥杂物搬到院子里晾晒,卢景汉那双久放潮湿长出一层青绿霉斑的旧皮鞋,被汤飞凡一眼就留意到。他立刻安排朱既明、黄有为取样分离。
谁也没想到,踏遍山野苦苦寻觅的优良菌株就静静地长在这一双旧皮鞋上,对比测试之后,这株霉菌的产青霉素能力甚至优于不少从海外带回的参照菌种,成为他们攻关的主力菌株。
值得一提的是卢景汉这双立下大功的旧皮鞋,至今仍作为珍贵文物收藏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馆。
有了菌株,离能救人的药仍关山重重,没有专业发酵罐就用土坛、玻璃瓶代替;没有玉米浆就用当地蔗糖和玉米蒸馏的酒调配培养基。整座车间只有一台老旧锅炉不停漏水,每天实验结束,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抢修锅炉。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慕名来考察,在自然杂志上记下这一幕:这个只有一台锅炉的小工厂如何靠简陋与智慧维持着高标准洁净。
1944年9月5日,所有等待终于有了回响。
第一批青霉素试制成功,一共只有5瓶,每瓶5000单位。两瓶送往重庆复核,两瓶漂洋过海送到牛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鉴定。检测结果确认活性达标,符合医用标准,剩下一瓶珍藏至今成为这批国产青霉素仅存的原始样品。
很快,第2批青霉素送入惠滇医院临床试用。姚汉平医生挑选了几名严重创伤感染、已经被判定救治无望的病人进行注射。没过多久,持续不退的高烧慢慢降下,溃烂的伤口得到控制,病人陆续痊愈。消息传回高峣,小小的村落实验室里,这群熬了三年的科研人忍不住红了眼眶。
那个年代,青霉素价比黄金,黑市上一只盘林西宁甚至可以换一根金条。无数商人登门重金求购,汤飞凡却定下铁律:这是救命药物,绝不能拿来牟利。防疫处坚持低价平价供应,贫寒百姓与负伤将士还可以减免药费。这份医者与科研人的底线与这支战火中诞生的青霉素同样珍贵。
1944年的研制成功让中国跻身世界第7个能自制青霉素的国家,打破战时对救命药的依赖,为日后抗生素工业奠定根基。
从1948年的结晶青霉素到1953年上海第三制药厂的工业化生产,追根溯源都始于高峣这间手工作坊。
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只青霉素,这群学人国家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的担当,比任何成果都更恒久,这份自力更生的精神一直流淌在中国科研人的血脉里,这才是抹不掉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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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5 09: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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