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姚滞留昆明七年，在有断炊之虞的环境里依旧潜心学问，著作迭出。

冯至、姚可崑夫妇

1987年秋，按行程安排，冯至先生偕夫人姚可崑教授10月18日赴广州，出席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德语文学研讨会。二老提前来到武汉，下榻武大外宾招待所，一时间武大成了“近水楼台”，请冯老作学术讲演，为成立不久的德语专业的学术构建出谋划策，我们晚辈也得到拜见和请益二老的良机。我同姚师一别二十余年，她还像当年那样关心我，与我相谈甚欢。冯老只听不说，有时就跟着笑笑。我怕“冷落”他，就很不理智地提起1978年报考冯老研究生之事，冯老连忙岔开话题，对我安慰道：“你能在此地教书，就很好了。1939年，我差一点就来武大了。”我对这“差一点”之事颇觉新奇，从未听说冯至与武大有什么瓜葛。此事说来话长，冯至长女冯姚平于此有访谈细述。

冯先生祖上是河北涿县大盐商，冯老对此不愿提及，在世人眼里，盐商是“浊富”的代名词。姚先生的太高祖供职“户部”，执掌东北地区的税收大权，为履职方便，还从浙江绍兴把家搬到山海关。青春年少时，冯至曾对姚可崑戏言：“我祖上替皇上卖盐，你祖上给皇上收税，咱俩真是门当户对啊。”

冯至1930年赴德留学，1933年与姚可崑同入海德堡大学文学院。冯至的大学主科是德国文学，副科是哲学、艺术史；姚可崑的主科是哲学。二人的选修科目大致相同，以雅斯贝尔斯的课程最多，因雅氏声望高，与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齐名。课程包括“尼采”“现代哲学史”“康德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等。姚可崑得到过雅氏的赏识，她回国后，1947年翻译出版了尼采名著《不合时宜的观察》第二部分《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可惜姚师这个译本沉落历史深潭久矣，直到1999年史海钩沉，重印发行。姚师当年对我们绝口不提自己留德是学哲学的，更没有“不合时宜”地宣扬50年代有中国学人见到雅斯贝尔斯，雅氏还向其打听当年那个中国“小姑娘”（对姚的昵称）的情况。此次冯至在武大的讲演也选择尼采主题，讲“超人”哲学，在珞珈山引起轰动，足见冯姚同受雅氏教泽，是我国那个时期拓宽尼采研究的学界双璧。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里尔克 著，冯至 译

冯至留德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上。他原本在阿莱文教授的指导下拟对里尔克（Rilke）的一个作品进行分析。岂料该教授因犹太人身份被取消教职，此事对冯至造成难以言宣的挫败感，此前所有的精力和准备工作全部付之东流；后不得不转入布洛克教授名下，商定的论文题目是《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风格》。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冯至对他也是感兴趣的，但他的文名在中国未显。冯至的论文很晚才由李永平和笔者译成中文（载《冯至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逐渐引起我国日耳曼学界的关注和研究——详见陈巍先生的《冯至的诺瓦利斯研究》（收《论诺瓦利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冯姚平就因为笔者做了这点小事而以《冯至全集》整套12卷相赠，这份厚礼令笔者感愧莫名。

新中国成立前，冯至一度生活极度贫困，更兼疾病折磨，但顽强顶住生活压力，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做出非凡的业绩。他与夫人出国留学及抗战期间从上海至昆明的长途跋涉，让人想起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面包与酒》诗中这样问道：“在贫困时代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借海因茨之口答：“他们就像酒神的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冯姚滞留昆明七年，在连个别教授家都有断炊之虞的环境里依旧潜心学问，著作迭出，让人想起荷尔德林另一首诗：“神本是人之尺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新中国成立后，冯至先后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1987年他获颁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奖金一万马克。冯老用这笔钱设立“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以资奖掖我国德语文学研究领域卓越的中青年学者。姚可崑师生活上自奉节俭，却在上世纪60年代初把自己的全部稿费和积蓄两万元（天文数字！）捐献给了抗美援越运动，爱国之心昭然。

冯至（右）与姚可崑（左）

末了，再补充个细节。上文提到姚冯二老要去广州中大莅会，鉴于二老年事已高，系里决定由我陪同。研讨会上出现“不和谐”，改革开放后，西方某些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传入，个别同志不理解，且言辞激烈，屡有不睦之举，但见冯老拄杖轻戳几下地板，会场旋即鸦雀无声。我脑子顿生一念：什么叫权威，权威就是不言而威啊。

我曾读到冯姚平写的一篇文章，说他父亲敬佩陆游的处世态度：“一生常耻为身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