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哥带你读原著 2026-11-12 13: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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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1918年8月,25岁的主席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专门跑到鲁迅当时居住的院子去拜访他,但遗憾的是,那天鲁迅不在家。由此,主席与鲁迅这唯一一次可能的见面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虽然主席与鲁迅从未谋面,但主席对鲁迅推崇备至。
主席本人曾多次坦言: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还曾对冯雪峰表示:自己在五四时期,在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唯独没有见过鲁迅,深感遗憾。
鲁迅是文化战场的“总司令”
在主席的战略视野里,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
朱总司令是在苏区指挥军事反“围剿”的总司令,而鲁迅则是在国统区领导文化反“围剿”的“鲁总司令”。
鲁迅对革命最核心的贡献在于:他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为阵地,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文化生力军。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是在文化战线上,与老蒋“围剿”进行对抗的战斗堡垒。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1936年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散,存续了约六年时间,是我党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一场“长征”。
鲁迅虽然没有在左联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但他是左联的旗帜人物。
在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就创造性地指明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强调作家必须接触实际社会斗争。这一理念的普及,为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党的文艺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在鲁迅的引领下,左联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创办了大量进步刊物,构建了革命文学阵地,以笔为剑,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鲁迅本人在左联时期的创作,是他文学生涯中斗争性最强,产量极高的阶段。
他的笔触几乎全部转向了短兵相接的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媚外独裁”、“不抵抗主义”的面目,在思想舆论阵地上对敌人形成了持续的杀伤。
这几部杂文作品分别是《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淮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
同时鲁迅也完成了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最重要的几篇,都是以古讽今的作品,并系统性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苏联文学作品。
鲁迅在左联时期的作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战斗系统”,杂文是匕首,历史小说是解剖刀,翻译与出版是后勤线,正因如此,主席才将鲁迅定位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与“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值得用生命托付的鲁迅
我党对于鲁迅的信任与推崇,远不止于文学层面的欣赏。还源于鲁迅在文化、情报、道义乃至物质等多个战场上,都以一种无可替代的方式,成为了与我党军事斗争紧密配合的“文化红军战士”。
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鲁迅虽然终其一生,未曾亲历长征,但他与这场远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具体而实在的联系。
这种支持不仅停留于精神援助,还深入到了情报分析、物资输送、人员营救和文献保存等极为实际的层面。
鲁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住所,成为了一个我党可靠的地下中转站与援助者。
1932年夏秋之间,鲁迅在上海两次秘密会见了因伤治疗的红军将领陈赓。他详细听陈赓讲述了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并请陈赓画下了一幅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草图》。
鲁迅将这张手绘的军事地图视为珍宝藏了起来,并一度计划以此为基础,创作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长篇小说。
陈康也成为了我军高级将领中,唯一见过鲁迅先生的人。
1932年底,陈云曾秘密前往鲁迅的寓所,将瞿秋白及其夫人安全转移。
1936年鲁迅逝世后,陈云在莫斯科以“史平”为笔名,写下了回忆文章《一个深晚》,详细记述了那个夜晚的经过。这篇文章成为了解此次会面最直接、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由此,陈云被认为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见过鲁迅的领导人。
1932年11月至1933年7月间,瞿秋白夫妇在遭遇危险时,曾三次到鲁迅寓所避难,足见鲁迅是他们最信赖的庇护者。
1934年1月,瞿秋白在离开上海赴江西瑞金前,曾专程向鲁迅辞行,两人彻夜长谈。
鲁迅特意把床铺让给瞿秋白安睡,自己则和许广平睡在地板上,以表达对挚友的不舍与情谊。
1934年,红二十五军因为与中央失去了联系,鄂豫皖省委曾派出成仿吾前往上海寻找中央。
成仿吾到上海找了一个月都没有找到中央,最后没有办法了,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经理安排,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见到了鲁迅。
鲁迅告诉成仿吾: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
成仿吾通过鲁迅,才得以与中央局取得联系,后来才有了周副总理指派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去。红军最终能够将长征的终点定到陕北,红二十五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为我党做了许多贡献
长征期间,红军与上海地下党及外界的信息传递极为困难。
鲁迅在无法获得直接战报的情况下,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情报分析法”。
他每天让夫人许广平买回多种不同的报纸,然后采用 “正面文章反看法” 来研读。他从国民党媒体对红军的诬蔑、咒骂和战报中,反向捕捉红军突破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真实动向。
这种在字里行间“揣摩”红军态势的动作,使鲁迅虽身处上海,却对长征的进程,一直保持着实时关注。
1935年,方志敏在南昌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稿后,首先想到的托付对象之一就是鲁迅。
他写了一封《给鲁迅的信》,明确表示“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稿件交给你……请你并转交给党中央”。
鲁迅收到这些文稿后,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关系将其辗转传递,最终安全地转交给了中共中央。这些文稿后来成为记录早期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最珍贵文献之一。
鲁迅还与友人史沫特莱等人一起,利用其外籍身份和关系,参与到为红军募集和输送医药品的行动中。
鲁迅甚至被史沫特莱形容为“为红军提供药品的走私者”。
这对于急缺药品的红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支持。
对于留守南方游击区以及被国民党逮捕的红军战士和地下党员,鲁迅动用其社会资源进行营救和安抚。
有资料记载,鲁迅对“被敌人抓捕而身陷牢狱的红军战士和我党地下情报人员”,是“动用所有资源、采取一切办法进行施救和安抚”。
这是在直接保护革命的有生力量。
1935年底,史沫特莱将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告诉鲁迅后,重病中的他极为兴奋,随即与茅盾联名,起草并发出一封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贺信。
信中写道: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这封贺信后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斗争》上全文刊载,并被主席、周副主席在内部电报中转发给仍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成为鼓舞全军士气的重要材料。
周副主席和张闻天后来还专门致信冯雪峰,请他向鲁迅转达党的“钦佩”与“敬意”。
1936年4月,中央派唯一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冯雪峰,前往上海重建地下组织,并发展党的文艺事业。
冯雪峰在上海鲁迅的家中,向鲁迅详细讲述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鲁迅在得知红军抵达陕北后生活极度困苦、物资奇缺时,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物质帮助。
鲁迅托冯雪峰给陕北的中央和主席,周副主席送去了一批生活与精神食粮,其中有金华火腿,香烟,还有他在病中亲自编辑,校对后出版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
火腿送了两次都没有送到,只能确定的是:书是送到了的。
总结
站在主席的角度来看,他对鲁迅的了解有一个从阅读到深化的过程。
五四时期,他就读过鲁迅的作品,但更深入的了解发生在1933年底冯雪峰到达瑞金之后。冯雪峰向主席系统介绍了鲁迅在上海的杂文写作,拒绝赴苏而坚持留在上海斗争的选择,以及鲁迅对毛泽东诗词“山大王气概”的评论。
主席听后不禁开怀大笑,颇有一种知遇之感。这使主席对鲁迅的理解,从文本层面进入了人格与实践层面。
从思想内容上看,主席与鲁迅的根基是相通的,对付的是同一批敌人,用的是同样的判断方式。
鲁迅的杂文所打击的,是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不抵抗主义和文化“围剿”;主席领导的,正是对这些力量的军事与政治对抗。
鲁迅在文化战线上把国民党的“围剿”从道义上瓦解掉,主席在军事战线上把同一种“围剿”从实力上击退。
他们在两条战线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使用的是同一种不妥协的逻辑。
主席总结“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这恰恰也是他在长征和延安时期反复要求全党具备的品质。
鲁迅先生虽然与党没有组织关系,但他对我党的支持与肯定是全方面的。
鲁迅的贡献不在战场,而在于思想文化战线的统帅作用。
他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导左联粉碎文化“围剿”,以杂文和翻译为革命输送精神弹药,以火腿、书籍、情报和文献保存提供实际援助,以公开贺电为长征中的红军注入道义信心。
他不是党员,却以党外“文化方面军”统帅的身份,在党最艰难的岁月里,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最可信赖的文化旗手和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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