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莹莹老师和北外德语专业的故事始于1976年，那年她和先生陈家鼐老师毅然放弃了德国的一切搬来北京，住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工楼，谢老师在这里教德语和文学，陈老师在首都师范学院教数论，两人都是出色的翻译家和诗人，过着琴瑟和鸣的宁静生活，这种宁静吸引了校园里一代代的小诗人，关于两人的传奇故事也开始在学生中口口相传。

我2000年来北外读书时，谢老师已经培养出了三代优秀的学者，却依然会让保姆推着轮椅进教室，给我们上文学课。第一次见她的人往往会发愣，那是因为她有种时空错乱的美，仿佛某只神秘的手在她身上同时编织出了暮年的和蔼和少女的纤巧。她一开口教室就彻底安静了，那声音像绸缎一样明净，把词语擦出了银光，她的句子里总是留出宽敞的距离，好像有一群小人儿要在中间席地而坐。她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演示，诗中的时空是如何流淌的。

谢老师带我们读过歌德、卡夫卡和罗伯特・瓦尔泽，瓦尔泽在国内当时还不为人知，反倒是其中最难懂的。我们抱怨过这位古怪的作家，不知他为何经常笔一抖，就凭空冒出一堆无关故事的细节。谢老师却喜欢瓦尔泽的心不在焉，常常叹息道：“多么温柔的颜色啊！”现在回想起来，是她第一个提醒了我们，去留意写作者给边缘世界让出的温柔。2021年，谢老师在德语学院做了最后一次学术讲座，主题是“浮士德精神”。在这个报告中，她在一个关键的句子中突然顿住了。那个句子开头是“浮士德的人生……” 说到一半她犹豫了，抬起右手，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句子最终也没有完成。我一直不知该怎么看待她的那次失语，直到最后的日子里，她在病床上用眼神和朋友们一一告别，我又一次看见了那个手势——右手缓缓抬起，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那一天我才意识到，她想告诉我们的那些最特殊的内容，已经和她血肉相连，同起同落，以至于无法用语言道明了。要追问她对浮士德的特殊感受，只能把她的整个人生一同代入。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多中，我虽然一直跟随她的步伐，却出于某种畏惧，从不敢审视她的人生。人造艺术无论多么精致，一旦遭遇了真正的自然，就会惭愧退让。谢老师在我心中激起的畏惧，就来源于这羞愧，我害怕发现自己日渐远离了她给我们指明的道路。直到她离去之后，我才敢承认，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她其实一直在给学生们上三节课。这三节课发生在我们相处的分分秒秒中，一旦踏入，就再也无法离开。

她教给我们的第一节课，是童年。她的一切都在向我们展示：何谓真正的童年。真正的童年，是睁大眼睛，不被自己捆绑，毫无幻觉地坚信命运的善意，毫无悔恨地接受因善意而来的考验；从不怀疑已经发生的事情，欣然领受即将到来的事情。是热爱甜美，赞美娇艳，与一切事物建立鲜活的关系，不为自己的大笑或愤怒感到羞愧，不断经历造化，却永远像第一次活着那样活着。

她的第二节课，是爱。谢老师像古人一样爱她的丈夫，孩子，朋友，爱她研究的作者，并且教给我们这种古人之爱的技艺。她坚信世界无穷大，人与人的相遇已经跨越了山海，所以她教我们想象因宽阔而生的爱，也教我们共情所有无法前进、无法归来的人。她带着这样的爱翻译那些孤独流浪的作家，也唯有她能译出卡夫卡字句中的童真、黑塞内心的大笑。她的研究中没有虚张声势的对立，对无法言说之事，她从不造作；对难以决断的事，她从不妄言。因为有这样的同理心，她才能同时站在所有不同的人身边。

她的最后一节课，是生死之事。在人生的上半场，她经历了浪漫的游历和返乡，在下半场，她又迎来了残酷的病痛和束缚，任何作家都无法驾驭这样的人生断裂，谢老师却毫不内耗地写完了自己。她像作者一样主持自己的生死，像读者一样赏读它们的重量，观看自己的命运，就像在读自然之书。三十多年来，她将痛苦和死亡视为两位顽皮的客人，熟悉它们的习性，带着它们一起阅读，生活。为她拍照的人都惊叹过，她的瞬间掠影都是美的。只有真正和谐的灵魂，才经得起一次次偶然的审视，她的心从未失控，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心相的完美再现。

我因求知来到她身边，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她以自身书写的文本，却因为胆怯，不敢正视其中那些过于直接的内容。事实上，我早该明白，谢老师为何无法说完那个关于浮士德的句子，因为她的一生，是浮士德的反面，浮士德在不断的攻克中反复犯错，她在不断的礼让中反复确认；浮士德苦苦寻求绝对幸福的时刻，她在苦苦坚守已被祝福的意义。她留给文学人最大的馈赠，就是这沉默中的鼓励：以自己的殊途，去捍卫那些没有被保护过的人生。

五十年来，谢老师曾经守护了我们的心灵，现在，轮到我们来守护她喜爱过的世界了。

排版：张子涵

编辑：刘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