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第13届突厥语国家组织（OTS）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此次峰会的主题是“突厥世纪：语言、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这是一个颇具雄心的主题。

土耳其希望以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为纽带，推动突厥语国家加强政治协调、经济合作和地区影响力，最终实现从共同身份认同到共同政治行动的跨越。

然而，就在峰会召开前夕，一场围绕校园头巾问题的争议，使这一愿景遭遇了现实考验。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没有出席安卡拉峰会，尽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曾亲自打电话邀请。最终，阿塞拜疆由外交部长巴伊拉莫夫代表参加。

在峰会上，埃尔多安强调，突厥世界的大家庭中不应存在分裂、隔阂和争执，大家永远是兄弟。

但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亲政府媒体却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文章，甚至宣称：“我们受到的最沉重打击，来自土耳其。”

一个强调永远是兄弟，另一个强调国家利益与外交对等。

这种反差提出了一个比头巾争议本身更加深刻的问题：

共同的语言、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共同的政治立场与国家行动？

一、土耳其作出让步，阿利耶夫为何仍然缺席峰会？

此次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的争议，最初源于阿塞拜疆学校的头巾规定。

9月以来，阿塞拜疆部分学校禁止佩戴头巾的学生和教师进入校园，引发抗议。土耳其执政党部分人士公开批评这一做法，阿塞拜疆执政党则强硬回应，指责土方干涉内政。

我们在此前两篇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了事件经过及背后的宗教政策、国家主权和外交自主性问题。

但进入10月下旬后，这场争议出现了更值得关注的变化：阿塞拜疆不仅在言论上反击，而且采取了实际措施；土耳其则开始作出回应，试图控制事态。

10月19日，阿塞拜疆总检察院宣布，对七名在土耳其活动的人士提出刑事指控，并采取缺席羁押及国际追缉措施。

10月21日，阿塞拜疆外交部进一步宣布，将31名土耳其公民列为不受欢迎人员，禁止其入境。名单中包括土耳其新福利党主席法提赫·埃尔巴坎，以及部分国会议员、记者和宗教人士。

阿方认为，这些人的言论涉及威胁阿塞拜疆主权、国家安全和宪法秩序。这些属于阿方提出的指控，不能等同于有关人员已经被司法机关认定有罪。

这是两国关系中相当罕见的现象。

被视为兄弟国家的土耳其，其政治人物和媒体人士竟然成为阿塞拜疆入境禁令与司法行动的对象。

面对争议升级，安卡拉开始采取措施。

10月21日，埃尔多安亲自致电阿利耶夫，双方讨论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埃尔多安强调继续深化兄弟关系，并正式邀请阿利耶夫参加10月30日举行的突厥语国家组织安卡拉峰会。

随后，土耳其方面出现了一项更加引人注目的决定。

10月25日，土耳其媒体披露，总统首席顾问奥克塔伊·萨拉尔（Oktay Saral）被解除职务。

萨拉尔自2016年起担任埃尔多安的首席顾问，此前正是他公开批评阿塞拜疆限制学生佩戴头巾的做法，引发巴库方面的强烈不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萨拉尔承认，自己是在埃尔多安的指示下离职的。当被问及是否因为此前针对阿塞拜疆的言论而被撤职时，他回答：“看来是这样。”10月26日，萨拉尔又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正式提交辞呈。

因此，这起人事变动虽然最终以辞职形式公布，但从萨拉尔本人接受采访时的解释看，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次普通的主动辞职。

埃尔多安撤换一名长期任职的首席顾问，表明土耳其政府高度重视此次争议，并希望避免其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回应，来自土耳其民族主义行动党（MHP）主席巴赫切利。

巴赫切利在10月14日公开强调，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之间必须尊重彼此的主权、独立和国内法律。

10月23日，阿塞拜疆驻土耳其大使专门拜访巴赫切利，并转达了阿利耶夫总统的感谢。

这一外交动作具有特殊意义。

民族主义行动党不仅是埃尔多安执政联盟的重要支持力量，也是土耳其国内积极倡导突厥世界团结的政治力量。

巴赫切利并未简单地站在批评阿塞拜疆宗教政策的一方，而是把维护国家主权平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这说明，在如何处理与阿塞拜疆的分歧问题上，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声音。

然而，这些缓和措施并未改变阿利耶夫最终缺席安卡拉峰会的决定。

10月30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均由总统出席峰会，阿塞拜疆却仅派外交部长巴伊拉莫夫代表参加。

国家元首因日程安排缺席国际会议，本来并不罕见。

但这一次，阿塞拜疆亲政府媒体APA的评论，使外界很难完全忽视其中的政治意味。

10月29日，APA发表题为《阿利耶夫总统为什么没有前往土耳其？》的分析文章。

文章首先指出，埃尔多安此前也曾缺席阿塞拜疆举办的国际会议，包括2024年舒沙举行的突厥语国家组织非正式峰会，以及2026年10月15日在巴库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

APA认为，既然埃尔多安可以因为日程安排缺席阿方活动，那么阿利耶夫不赴安卡拉，也不应该被视为不正常。

但这篇文章远不止解释会议出席安排。

文章严厉批评土耳其部分政治人物及宗教团体，认为他们长期试图影响阿塞拜疆的内部政策，甚至要求巴库在对以色列等第三国的关系上服从安卡拉的政治立场。

文章用相当激烈的措辞表示，阿塞拜疆原本预期可能受到来自伊朗的宗教和政治压力，却没有想到来自兄弟国家土耳其的攻击如此严重。

APA明确提出，阿塞拜疆今后与土耳其的关系，应当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外交对等和相互尊重。文章还强调，阿塞拜疆不会退出突厥语国家组织，也不会放弃参与该组织的合作。这两项表述放在一起，反映了一种政治态度：继续合作，但不接受政治上的从属关系。

与此同时，两国争议还延伸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问题。

10月27日，阿塞拜疆外交部对阿联酋提出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倡议作出积极回应，随后遭到土耳其部分人士批评，理由是巴库没有支持土耳其可能提出的人选费里敦·锡尼尔利奥卢（Feridun Sinirlioğlu）。

APA再次发表文章反驳，强调阿塞拜疆有权根据自身判断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

虽然有关候选人提名程序和实际外交支持程度仍需区分，但这一争论再次说明，两国分歧已不再局限于头巾问题，而是进一步涉及独立外交决策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尔多安10月30日在安卡拉峰会上的讲话格外值得关注。

他强调：“在突厥世界的大家庭中，不存在分裂、隔阂和争执。我们团结一致，永远是兄弟。”

埃尔多安还表示，组织将充分考虑每个成员国的国家关切，通过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

后一项表述同样重要，因为它承认共同合作必须兼顾各国自身的利益。

阿利耶夫没有出席峰会，埃尔多安却强调兄弟团结；阿塞拜疆亲政府媒体则坚持国家主权与外交对等。

双方并没有宣布终止战略同盟，也没有中断军事、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合作。

但是，从跨境司法行动、入境限制，到土耳其总统顾问离职，再到阿利耶夫缺席峰会，已经可以看到，这场争议并非一次普通的外交口角。

它触及了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当共同的民族文化身份与各自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由谁作出决定？

从目前的发展看，阿塞拜疆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兄弟关系可以继续，战略合作也可以深化，但国家主权和外交自主权不能因此受到限制。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土阿双边关系，也将对突厥语国家组织未来如何协调成员国之间的不同利益提出新的考验。

二、阿塞拜疆并非孤例：突厥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曾多次遭遇现实考验

阿塞拜疆此次与土耳其的公开交锋，虽然引人注目，却远不是突厥语国家之间首次出现严重政治分歧。

事实上，自苏联解体以来，土耳其在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时，就曾多次发现：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民族文化联系，并不能保证双方在政治制度、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

其中，有些分歧甚至导致双边关系长期陷入低谷。

乌兹别克斯坦：曾经多年不愿加入突厥国家合作机制

乌兹别克斯坦与土耳其关系的曲折历史，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案例。

1991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其独立的国家。

然而，双方关系很快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政治问题出现裂痕。

1993年，土耳其接纳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领导人穆罕默德·萨利赫（Muhammad Salih）等政治流亡人士，引起时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强烈不满。

乌方随后召回部分在土耳其留学的学生，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生爆炸袭击事件。乌方要求土耳其引渡两名涉嫌参与袭击的人员，但遭到拒绝。

随后，乌兹别克斯坦取消了对土耳其公民的免签安排，并关闭境内部分土耳其学校。

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发生严重流血事件。政府安全部队镇压抗议活动，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土耳其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处理方式，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矛盾。卡里莫夫政府则将外部批评视为对本国内政的干涉。

此后，两国高层政治往来长期受到影响，经济合作也面临诸多障碍。

2009年土耳其推动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时，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加入。

这个人口规模较大、地理位置重要的中亚突厥语国家，宁可暂时置身组织之外，也不愿意让与土耳其的政治分歧影响自身政策选择。

直到2016年卡里莫夫去世、米尔济约耶夫接任总统后，土乌关系才逐步恢复。

2017年，两国领导人恢复高层互访，2018年建立高级别战略合作机制，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突厥理事会。

这一历史经历非常具有启发性。

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共同语言文化联系，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并没有消失。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两国政府对政治安全、国家主权以及相互干涉问题的理解。

这说明，民族文化认同可以为合作创造条件，但不能代替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

哈萨克斯坦：拒绝土耳其关闭学校的要求

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长期保持良好关系，但也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明确拒绝安卡拉的要求。

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将责任归咎于居伦运动，并开始要求海外国家关闭与这一运动有关联的学校和机构。土耳其随后向哈萨克斯坦提出类似要求。

当时，哈萨克斯坦存在一批由哈土教育基金会管理的学校，土方认为其中部分机构与居伦运动存在联系。

然而，哈萨克斯坦政府没有接受立即全面关闭这些学校的要求。

哈萨克斯坦教育部门强调，这些学校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运营，教育活动应当由哈方主管机关依法审查。

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表示，将通过专门委员会核查相关问题。学校随后经历管理和名称调整，但并未按照土耳其最初提出的要求全部关闭。

在涉及有关人员引渡的问题上，哈萨克斯坦同样没有完全接受土方要求。

2017年，纳扎尔巴耶夫曾公开表示，埃尔多安多次要求引渡相关学校工作人员，但哈萨克斯坦没有接受所有要求。

这一事件说明，即便两国保持密切关系，哈萨克斯坦仍然坚持由本国法律和政府决定教育机构的管理及人员的司法处置。

土耳其将居伦运动视为重大国家安全威胁，并不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必须自动采取相同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并未因此疏远土耳其，也没有退出突厥国家合作机制。双方最终选择通过协商处理分歧，继续发展经济和战略合作。

这种处理方式，与此次阿塞拜疆强调国家主权的立场具有一定相似性。

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情报机构的跨境行动引发外交抗议

如果说哈萨克斯坦的学校争议主要涉及教育和司法管辖权，那么2021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事件，则直接涉及国家主权与情报机构行动。

2021年5月31日，拥有土耳其和吉尔吉斯斯坦双重国籍的教育工作者奥尔汗·伊南迪（Orhan İnandı）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失踪。伊南迪长期在吉尔吉斯斯坦从事教育工作，与当地一些土耳其背景的教育机构存在联系。

土耳其政府认为他与居伦运动有关。7月5日，埃尔多安公开宣布，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已经将伊南迪带回土耳其，并将其移交司法机关。

这一消息立即在吉尔吉斯斯坦引发争议。因为伊南迪同时拥有吉尔吉斯斯坦国籍，而其失踪和被带往土耳其的过程，并没有经过公开透明的引渡程序。

7月6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示，将要求土耳其尽快将伊南迪送回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当天还向土耳其大使提交外交照会，要求归还有关人员，并确保其不受虐待。

国际人权组织也对这一事件提出批评，认为有关跨境转移行为涉嫌违反国际法律程序。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吉尔吉斯斯坦有关机构是否参与此次行动，各方说法并不一致，不能仅凭媒体报道作出定论。但可以确认，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针对土耳其的行动提出了正式外交交涉。

这是一场比一般政策分歧更加直接的双边摩擦。

它说明，即使国家之间存在共同民族文化身份，当涉及本国公民、司法程序和境内情报活动时，主权问题仍然可能成为严重争议的来源。

北塞浦路斯：中亚国家不愿跟随土耳其的外交立场

2025年的北塞浦路斯问题，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突厥语国家组织内部的政策差异。

2022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获得突厥语国家组织观察员地位。

这一安排受到安卡拉欢迎，因为土耳其长期希望推动北塞浦路斯扩大国际参与，并争取更多国家承认其地位。

然而，北塞浦路斯目前仅得到土耳其承认。

联合国安理会第541号和第550号决议反对承认其单方面宣布的独立地位。

2025年4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撒马尔罕与欧盟举行首次中亚峰会。

峰会联合声明强调，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际公认边界，并决定将欧盟与中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安排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争议。

部分土耳其舆论认为，中亚国家在加强与欧盟合作的同时，实际上接受了欧盟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本立场，却没有支持安卡拉要求承认北塞浦路斯的外交目标。

需要区分的是，欧盟—中亚峰会的共同声明没有宣布这些国家改变对北塞浦路斯的承认政策，也不能简单将其解释为针对土耳其的外交行动。

但这一事件清楚表明，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国并不准备为了支持土耳其的塞浦路斯政策，而牺牲与欧盟发展战略合作的机会。

共同的突厥身份，并没有转化为各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一致外交行动。

土库曼斯坦：共同文化身份也不能突破永久中立政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土库曼斯坦。

与其他中亚成员国不同，土库曼斯坦至今没有成为突厥语国家组织正式成员，而是保持观察员地位。

2021年，该国获得观察员资格，此后继续参加组织的相关活动，包括2026年安卡拉峰会。

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具有密切的语言文化联系，双方在能源、贸易和基础设施领域也有广泛合作。

然而，土库曼斯坦长期奉行永久中立政策，并强调避免承担可能限制独立外交决策的国际义务。

因此，即使面对与自身文化联系如此密切的组织，阿什哈巴德仍然选择了相对有限的参与方式。

这里不存在可以明确认定的土土外交冲突，但它说明一个重要事实：共同的语言文化身份，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愿意接受相同程度的政治制度化合作。

从乌兹别克斯坦曾经长期拒绝加入突厥理事会，到哈萨克斯坦拒绝关闭学校、吉尔吉斯斯坦提出外交抗议，再到中亚国家在北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独立立场，以及土库曼斯坦坚持观察员身份，可以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

这些国家虽然都认同突厥世界的共同语言文化基础，但在涉及国内政治、司法主权、教育管理、外交承认以及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利益。

阿塞拜疆此次事件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并不在于它第一次揭示了这种矛盾，而在于提出类似主权要求的，是土耳其最亲密、军事和能源合作最深入的战略伙伴。

如果连阿塞拜疆都明确要求安卡拉尊重其独立政治选择，那么其他成员国更不可能因为共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就自动接受土耳其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政治主张。

三、共同的语言与文化，能否最终带来行动统一？

安卡拉峰会结束后，突厥语国家组织通过了《安卡拉宣言》，提出进一步加强政治协调、防务工业、贸易、能源、交通运输及数字技术合作。

组织轮值主席国也由阿塞拜疆移交土耳其。

从制度建设角度看，这些进展说明，成员国虽然存在不同政策立场，但仍愿意维持和扩大合作。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合作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

10月30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峰会上的讲话，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托卡耶夫首先强调，尊重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是不可动摇的原则。随后，他提出了一项引人关注的建议：

可以考虑邀请俄罗斯通过“突厥语国家组织+”机制参与合作，或者赋予俄罗斯观察员地位。

这一倡议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俄罗斯是否最终成为观察员的问题。

如果一个以突厥国家共同身份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开始讨论吸纳俄罗斯这样的非突厥语国家作为观察员，那么组织的未来定位将面临新的选择。

它究竟应该更多强调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化身份，还是应该发展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务实的欧亚区域合作机制？

托卡耶夫的建议至少反映了哈萨克斯坦的政策考虑。

哈萨克斯坦希望加强与土耳其及其他突厥语国家的联系，但并不准备因此削弱与俄罗斯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托卡耶夫在同一次讲话中明确重申，突厥语国家组织不是军事联盟，未来也不应该发展成为军事联盟。

这是哈萨克斯坦公开表达的政策立场，而非所有成员国已经作出的新决定。但它表明，成员国之间对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边界的认识，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将俄罗斯观察员提议与阿塞拜疆近期的强硬表态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两者背后存在一个共同逻辑：成员国愿意加强突厥国家之间的合作，但不希望这种合作限制自身的外交选择。

这也决定了组织未来的发展，可能呈现政治协调与务实经济合作并行、但进展速度不同的局面。

在共同语言文化、教育交流、历史研究等领域，成员国之间较容易形成共识。

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能源管道、港口建设、贸易便利化及投资合作方面，各国也具有明确的共同经济利益。

但是，一旦涉及对俄罗斯、欧盟、中国、伊朗和以色列的政策，或者涉及塞浦路斯问题、军事联盟及国家宗教制度，成员国的利益差异就会更加明显。

因此，对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未来，可以作出三个观察判断。

首先，组织仍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连接中国、中亚、南高加索、土耳其和欧洲，能够为相关国家带来现实的物流、投资和贸易收益。

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尤其希望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各自在欧亚大陆运输网络中的地位。

能源、数字通信、矿产加工和工业投资也存在合作空间。

这些利益不会因为一次头巾争议而消失。

其次，成员国可能更加重视主权平等和协商机制。

随着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的自主性增强，土耳其需要通过具体的经济利益与外交协调来推动组织发展，而不能仅仅依靠共同民族身份和兄弟情谊。

阿塞拜疆此次事件可以视为对这种合作模式的一次检验。

第三，组织发展为高度统一的政治军事联盟，仍面临明显的现实障碍。

哈萨克斯坦明确反对将组织军事联盟化，阿塞拜疆强调独立外交，中亚国家则希望同时维持与中国、俄罗斯、欧盟及其他伙伴的关系。

因此，未来即使组织在贸易、能源和交通领域实现更紧密合作，也不能据此推断其成员国将形成统一的外交或安全政策。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发展格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中亚、南高加索及土耳其的合作，不能简单地从一个所谓“突厥国家阵营”的角度理解。

各国仍然具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市场环境和外交战略。

特别是在中间走廊建设方面，突厥语国家组织能够发挥协调作用，但运输线路的实际效率，最终还取决于铁路、港口、海关、投资和跨境运输协议的落实。

因此，中国企业更应关注项目和政策的实际变化，而不是仅凭组织宣言判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此次安卡拉峰会已经结束，但其提出的2027—2031年发展战略，以及俄罗斯参与机制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磋商。

这些议题最终如何推进，将比峰会上的政治宣言更能说明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