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未上任，仍在金陵前线带兵打仗），有了专折上奏之权，便于八月十九日上了一折一片，结果折子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军务片遭到朝廷严厉训斥：“曾某（曾国荃）未到浙江巡抚之任，嗣后军务与杨某（杨载福）、彭某（彭玉麟）一律咨由曾某（曾国藩）奏报，毋庸单衔具奏。”

这道批复等于剥夺了曾国荃的专折上奏权，并不视他为巡抚，事态自然十分严重。在如今的《曾国荃全集》里，这一折一片自然是看不到的。

曾国藩得知消息后，于九月十三日马上去信安慰，并说军务片只是闯祸引子，折子才是祸源：奏中所说七条轮船是恭亲王奕訢“苦心经营”了数年的结果，近来他既“怄”了外国人和我们兄弟的气，又愧对皇上、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在他十分郁闷的时候，自然怀疑你的折子是故意讽刺他，从而让他难堪。你不幸触其霉头，结果成了他的泄气筒，并不是皇太后另有原因怪罪你啊。

曾国藩说的不仅是实情，而且在这段文字背后，隐藏了一个只有他们兄弟俩才能完全听明白的故事。要说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提到恭亲王奕訢这些年办的一件荒唐事。

咸丰十一年（1861），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紧接着，清政府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国家的海关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恭亲王很想办成两件大事，一是“借师助剿”，二是购买英国军舰和火炮。“借师助剿”又称“借夷助剿”，就是借用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帮助镇压国内反抗势力。购买先进军舰和火炮，也是为了加速剿杀太平天国军队。

当时湘军正进攻安庆，长江中下游一片狼藉，亟须水师肃清江面，配合陆军作战。另外太平军攻陷绍兴、宁波及杭州后，不仅直接威胁上海，而且传闻很有可能购买外国轮船出海。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不仅同意购买外国军舰，而且称颂此举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对于“借师助剿”，曾国藩则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他虽赞成借用外国军事力量守护上海，但坚决反对“代为收复”金陵、常州和苏州等城市。

同治元年（186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派时在英国的李泰国具体操办购买军舰及火器事宜，并规定7艘军舰里含小号军舰4艘、中号军舰3艘，同时招募少量外国水手当教练，所需费用均从各地海关税款中拨用。舰队组建后，必须听从地方督抚大员指挥调遣。远在英国的李泰国却自作主张，不仅多购1艘军舰，而且擅自提高船价，由原定60万两银子增至107万两。

更可笑的是，清政府原意由中国人当舰队统帅，英国人做副手，舰上中国水手与外国教练的比例为三比一，李泰国却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自居，擅自聘请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同时招募了600余名英国水兵。

李泰国还与阿思本签合同，规定舰队只用洋人，不用华人，阿思本拥有完全指挥权和用人权，别人一概不得干预，就是中国皇帝的命令，也“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如果李泰国认为中国皇帝的命令不合理，他有权“不加以副署”。

同治二年秋，阿思本率领舰队来到中国。舰上清一色的洋人，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某个西方国家的海军来中国访问。

对李泰国的胡作非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然颇感诧异，但几经交涉之后，却不敢坚决抵制，而是妥协退让，甘受外人挟制。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英国人一味顺从的态度，引起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多次上呈意见，要求解散舰队。曾国藩甚至提出：宁愿将这支舰队分赏给外国人，损失一百多万两白银，也要杀一杀英国人的骄矜之气。

他在复奕訢信中说：“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

由于曾、李等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又有美国代表从中斡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后不得不收回原先的妥协方案，将阿思本及600余名英国水兵打发回去，军舰交由英国变卖。同时撤销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务，任命另一位英国人赫德为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

曾国藩等人对阿思本舰队的坚决抵制，当然含有维护民族尊严、防止外国人非分勒索挟制的积极因素，但中间也掺杂着严重私心。

原来，当阿思本舰队来到中国的时候，湘军与太平军的攻守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五月，湘军水师攻克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洑洲要塞，喉中去鲠，长江肃清。金陵东南面的几处壁垒也被湘军相继攻克。至此，湘军逐渐形成了对金陵的封锁和包围之势，以后全靠陆军作战，水师尤其是外国军舰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同时，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江苏、浙江两省连获胜仗，攻克金陵、常州、苏州和杭州等城市只是时间问题。此时让外国人参与进来，不但被他们分去功劳，而且势必分去财富，无异于把到手的肥肉白送给他们吃，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染指。刚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荒唐，让曾国藩等人抓住了反对和抵制阿思本舰队的有力把柄。这种一箭双雕的效果，自然让奕訢有苦难言。

对于自己严拒舰队的坚定立场，曾国藩当然希望曾国荃全力配合。不料曾国荃缺乏公开抵制的勇气，又想讨好恭亲王，于是婉转提出：现在虽然不再需要外国军舰打太平军，但舰队并非不可以保留下来巡防海盗。然而正是这句话激怒了恭亲王，曾国荃的马屁可谓拍到了马蹄上。

前面说过，购买外国军舰的最初动机是加速剿杀太平军。谁知“形势比人强”，等到军舰买来时，原来亟须用它的人，却说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用来巡防海盗。这不等于说总理衙门当初的决策完全错了？对于自己的错误，很少有人不护短，曾国荃的口不择言，等于打了奕訢一个大耳光。

其次，用这么先进和昂贵的军舰巡防海盗，别说没有现实需要，就是有需要，也会让总理衙门诸公尤其是奕訢难堪至极。

为什么呢？一是购买军舰的成本不仅巨大，而且是想尽了办法才筹集到手，如果用舰队巡防海盗，每年的人工和维护费用又要上百万，钱向哪里要？由谁出？二是势将承担英国军队横行中国海河并导致大局无法调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三是这支无所事事的外国舰队整天在中国海河里晃悠，总理衙门诸公尤其是奕訢的老脸挂得住吗？！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支由英国人控制的舰队都没有保留的价值和必要。将其遣散和变卖，虽然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但从长远考虑是很划算的，长痛不如短痛。

曾国藩等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拒绝和抵制阿思本舰队，是以英国人悍然违约、中国不能掌握和指挥这支舰队、中国兵权不能让与外人为借口，丝毫不提经济损失、决策失误等问题，这些全当交学费了，显得多么大度和善解人意！这既给了总理衙门及恭亲王台阶下，又把私心严严实实包裹起来。这种一流的政治智慧，真的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

曾国荃的幼稚表现果然招致恭亲王激烈反弹，于是有了借曾国荃的军务片言辞不得体而狠狠敲打他的事情发生。

事情发生之后，在写给曾国荃的安慰信里，别看曾国藩温情脉脉，说话十分小心谨慎，生怕触动曾国荃的怒气，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但事情发生之初，也就是刚得知曾国荃冒冒失失上了轮船巡海折子时，曾国藩当即敏锐意识到，这是一道闯大祸的折子！

于是，八月二十七日，他致函曾国荃，用十分严厉的语气对曾国荃的轻率之举提出尖锐批评：“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弟意系恐李泰国来金陵搅局攘功，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皆可切奏。……七船之事，余曾奏过三次，函咨两次，即不许李泰国助剿金陵、苏州。李少荃（李鸿章）亦曾上书恭邸二次，计恭邸亦必内疚于心。特以发贼（太平军）未灭，不欲再树大敌，故隐忍而出此耳。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而弟疏却非由衷之言，恐枢府疑我兄弟意见不合，又疑弟好用权术矣。以后此等折奏望先行函商一次。”

在曾国藩看来，首先曾国荃这道折子的要害是说了假话，欺蒙了朝廷。其次是他和李鸿章已经多次提出交涉，明确表示不许李泰国率舰队助攻金陵和苏州，恭亲王也为此深感内疚，此时曾国荃却另说一套，既暴露了兄弟之间的矛盾，又刺激了恭亲王的敏感神经，可谓里外不讨好、两面得罪人。三是曾国荃假话说得不高明，很容易让人怀疑他在搞权术、使诡计。曾国藩于是严肃正告曾国荃：以后要上奏折，必须先与我商量并得到同意。

曾国藩发出这一正告，是因为当年四月十六日给曾国荃的信中早已打过预防针：弟弟遇到需要上奏的事情，暂时不必着急。左宗棠接到可以专折上奏的谕旨后，过了3个月才开始上奏折。彭玉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和改任兵部侍郎后，有了专折上奏权，但除了向皇帝恳请辞谢时上过两次奏折，至今没有单独上奏过任何事情。弟弟如果没有紧要事件，就不要单独上奏折，平常报告战况的例行公文，仍然由我办理就可以了。

为了让曾国荃学有榜样，牢牢记住少上奏折这件事，曾国藩就像循循善诱、耳提面命的先生，特意举了左宗棠、彭玉麟两人的事例，教育这个虽然当上了浙江巡抚却仍然懵懂无知的学生。

然而曾国藩的叮嘱言犹在耳，或者说他的信件墨迹未干，耐不住寂寞的曾国荃就因莽撞上奏闯下大祸，曾国藩能不气得翻白眼吗！

对曾国荃这个轻狂的弟弟，多年来曾国藩虽然一直不忘批评和教育，但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信所使用的语言和流露的情绪，实为以往家书所罕见，事后曾国藩也觉得对老九“责备太过”，九月九日便又写信致歉并送去7万两银子的军饷进行安慰：“余所虑者，恐弟学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耳。……今日解银七万，慰弟之意，是近来罕见之事。譬之儿时兄打而弟哭，则又以糖食糕饼抚慰阿弟也。”

曾国藩说他像儿时那样，每次把弟弟打哭了，又总是拿糖食来哄他高兴。这对难兄难弟真是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