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蔡建国的大名，是因为他写的提案。在担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蔡建国曾以“提案大户”闻名，10年间累计提交提案230余份、大会发言材料近百篇、社情民意20余份，合计约360份60万字。

60万字，几乎相当于一年写一本书。何来如此充沛的履职热情？蔡建国说：不说话是“失职”，说假话是“渎职”，敢说话、善说话、说真话，方能履职尽责。

2001年，蔡建国放弃日本一所大学的教职和高薪回国。此后25年，他就在大学老师、政协委员、侨务工作者、市政府参事等身份来回切换。

采访当日，蔡建国从包里拿出一册资料，上面是他当年的履职建言精选。他向我们强调，“那时我写大会发言稿，基本都是自己手写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书时，他要求学生必须手写，打印出来的论文他不收；回国在同济大学带研究生，他也一度要求他们手写论文，对字迹出众的学生还会当众表扬。

为何对“手写”有如此执念？蔡建国说，学文科的人如果字都写不好，怎么对得起“文化大国”“汉字大国”的称号？写一手好字，本身就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播。

我的选择是对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的名字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周峻女士起的？

蔡建国：是的。1953年10月我出生在上海，名字“建国”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周峻女士给我起的。我的妹妹1955年出生，她叫“建新”，也是周女士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请家族中最年长、最有威望的老人给后辈起名字。

我这一辈中“建”字辈居多，我的很多亲戚也是这个字辈。周峻女士给我和妹妹起名“建国”和“建新”，合起来正好是寓意建设新国家，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为祖国繁荣、国家建设而奋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曾出版过《蔡元培先生纪念集》《蔡元培画传》以及研究专著，对蔡元培的研究很有独到之处。

蔡建国：起初我是协助全国政协整理蔡元培先生的史料遗物，后来转为研究他的思想，发表过多篇关于他的学术论文。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是教育家，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在研究蔡先生思想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民族的热爱，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和滋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世纪80年代您赴日留学，抱着怎样的志向？

蔡建国：我最早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来赶上了赴海外求学深造的留学浪潮，1987年4月东渡日本，继续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后来又拓展到近现代中日关系、民间外交、对外文化交流等相关研究及教学工作。刚出国时我就下过决心：今日万里求学，明日报效祖国。

在日本留学时，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身体疲倦得几乎瘫倒，但一想到我的理想，再苦再累也要挺过去。蔡元培先生也是我的精神榜样，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和热爱祖国的博大胸怀时刻鞭策我不能松懈。

闯过了语言关后，我进入庆应义塾大学，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山田辰雄教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日关系，其间我又赴德国洪堡大学等高校访学。

蔡元培先生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留学访问，回国后他用德国大学的教育理念运用于北京大学的办学模式之中。我在德国访问期间得到了德国汉学家费路、罗梅君等教授的指导，在那里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以全优成绩通过答辩取得了学位。

后来我走上教学岗位，在日本茨城、东海、早稻田等多所知名高校执教，我在早稻田大学教书的时间最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当时是旅日新华侨的代表，在日本华侨社会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被誉为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

蔡建国：当时我担任在日华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代表，也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常客，经常应邀参加各类活动。从1993年起，我每年都利用假期组织日本学生到中国实地考察，带他们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1996年，我被聘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同年11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首次组织“新移民社团负责人回国访问”，来自8个国家的48名人士应邀，我是其中一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1997年香港回归时，您受邀参加了香港交接仪式。

蔡建国：是的，香港回归时，应中央政府邀请，我作为旅日华侨代表参加了隆重的香港交接仪式，我还被安子介、霍英东先生聘为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委员。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感慨，当英国国旗降下来、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全场都非常兴奋，我流泪了，当时中央电视台还给了我一个特写镜头。我记得当时参加交接仪式的中外嘉宾差不多有4000人，其中300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代表，坐在我边上的是薛君度先生，他是黄兴的女婿。当时他激动地对我说：“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

香港回归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我和几位香港朋友特地到蔡元培先生的墓前祭拜，告诉他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好消息。

1999年澳门回归时，我受邀在北京参加了庆祝活动。当年祖国五十华诞时，我也应邀在天安门观礼。站在观礼台上，我心里暗下决定，一定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01年，您放弃了在日本的终身聘任的专任教授职位和优厚待遇，作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被引进上海，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蔡建国：按照规定，我要带满一届学生才能离开。所以一直到2001年2月那届学生毕业，我就申请辞职回国。

我带着整整一个集装箱的书籍、资料回到上海。很多人对我的选择感到不理解，回国后我的工资每月不到2000元，一下子舍弃了丰厚的工资收入，他们觉得，那怎么可能？我告诉他们，国内教授这么生活，我也能过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当时想的就是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做平常人，为国家建设多出力。

回国这些年看到祖国变化日新月异，全国人民奋发向上，我感觉自己回国的选择是对的。

这部电影我很有共鸣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回到上海后，您在同济大学任教，开始了新的航程。

蔡建国：回国后，我作为学科带头人被引进到同济大学，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创立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埋头科研的同时，我也四处奔走，为学校文科发展争取丰富的国内外人脉和学术资源。

那段时间我干得很开心，还担任国际文化教育学院院长，这个学院招收外国留学生，我正好为他们介绍中国文化，这也是我从事公共外交、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工作载体。

作为归国华侨，我与侨务工作有着不解之缘，后来我又调到市政府侨办担任副主任，还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工作了10年，参与了很多涉外侨务课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年有部电影《阿嬷的情书》，就是反映当年在南洋生活的潮汕华侨往事。

蔡建国：我看了这部电影，很受感动，甚至落了泪。影片在侨界引发了不小的反响，真实再现了那个年代华侨艰辛的生存状态。放映期间，我正好到泉州、厦门等侨乡，也参观了侨批展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那时我也常写信、汇款回家，因此对这部电影很有共鸣。不少侨胞看了不止一遍，有二刷、三刷的。我想，这正是老一代华侨爱国爱乡情怀的写照。作为新一代华侨，如今通讯手段发达了，我们不必再写信，发微信、打电话即可；也很少有人往家里寄钱，即使寄，方式也大不相同了。但这种精神和传统不能丢，要把侨界爱国爱乡的情怀传承好、弘扬好，这也是我们侨务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侨界发挥着公共外交的桥梁作用，正面临哪些新课题和挑战？

蔡建国：侨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一条纽带。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海外侨胞和侨务工作者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一是代际差异带来的沟通挑战。老一代侨胞爱国爱乡传统浓厚，但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现状的了解未必充分，知识结构与新一代也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定居国外的新一代华侨较多，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国内发展的感受更深，但融入所住国、做好本职工作的压力也不小。二是外部环境复杂，讲好中国故事并非易事。中国发展强盛的现实，是我们做好公共外交工作的重要保证和基础。新一代侨胞既要为当地社会作出贡献，维护好中国人的形象，也要尽己所能，向身边的外国人介绍中国，帮助他们了解中国。

我记得一位前辈说过，我们海外的每一个人就像一本书中的一页，这本书代表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页。这一页如果精彩，人家就会继续看下去；如果不精彩，人家可能就不看了。

“好声音”来自“接地气”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提交了不少提案，被誉为“提案大户”，您印象最深的一份提案是什么？

蔡建国：我在日本执教时，就以海外华侨的身份与政协结缘，1998年被上海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受聘为“海外委员”，俗称“小委员”，其间我最先向全国政协提出增设“海外委员”列席制度的动议，后来海外侨胞代表列席政协会议作为一项制度落实和延续了下来。

回国不久，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连续两届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后来任全国政协委员。

在我看来，好声音来自“接地气”。写好一份提案，问题要抓得准、建议要提得实、文字要写得精。每次大会，我提交的提案、大会发言书面材料或社情民意，少则10件，多则数十件，大都和国家政策方针、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涉及文化软实力建设、公共外交、孔子学院及华文教育、后世博、“一带一路”、绿色经济、创新发展、食品安全、公共管理等国家战略及民主热点问题。

我本人是侨界人士，侨情、侨务理论和侨务政策研究也是履职建言的重要内容。比如如何发挥侨界作用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要做好两方面的沟通工作：一方面要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也要懂得如何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出去。这除了对语言有要求，还需要很多专业素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国内较早呼吁“城管立法”的委员，当时怎么关注到这个话题的？

蔡建国：我有一个研究生，毕业后考公做城管工作。他跟我说，城市管理任务很艰巨，城管人员执法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后来我就去调研，去街道观察，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于是提出了这份提案，呼吁通过完善立法来破解城管工作困局，建议出台全国性的城市管理法。因为这份提案，我被中央有关媒体评选为“2013年十大影响力代表委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14年您被聘任市政府参事，其间您都关注哪些问题？

蔡建国：我在担任参事的8年中，有一段时间与全国政协委员的履职有交叉。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是全国性、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参事则更多围绕上海城市建设发展开展调研、建言献策。所以，我的建言既有全国视野，也立足上海实际。

这8年里，我和其他参事围绕人才、社会治理等问题开展过调研。对上海而言，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何把人才引得进、留得住、作用发挥好，我们做了大量调研。我本人就是海归，对此有较多切身体会，也有一定发言权。我还对粮食安全问题提出建议，得到相关领导批示，还有一些建议被吸纳进政府工作报告。

无论是担任委员、还是参事，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坦诚相见、平等沟通、共商共量的协商民主。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是其重要体现。只要提的建议切合实际、接地气，政府部门就会认真倾听，与我们沟通，共同商量如何完善建议、解决问题。我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民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