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是长征队伍里年事较长的老一辈革命家，人们将他们称作长征“四老”。四人之中徐特立年龄最长，生于1877年，长征期间担任中央工作团副团长。谢觉哉生于1884年，年龄次之，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董必武与林伯渠同为1886年出生，董必武稍长几个月。四位老同志里，董必武革命经历最为深厚，是中共一大的12名正式代表之一，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林伯渠时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主管后勤供给，是“四老”中事务最为繁重、工作最为忙碌的人。他们虽年事已高，却处处以身作则，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在艰苦行军中坚守岗位。徐特立常将自己的马让给体弱生病的同志，自己拄杖步行；谢觉哉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仍咬牙紧随队伍行军；董必武不搞特殊，与年轻战士们一道，背起行囊，徒步前行，在长征途中扛起了最琐碎、最艰苦的护送保障重任；林伯渠手提马灯照亮前路、靠双脚走完漫漫征途。他们与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并肩前行，战胜饥饿与疾病的折磨，翻越雪山、走过草地，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小战士，指的是年龄不足15岁的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长征启程前夕，一批儿童团和少先队骨干加入了红军，随部队踏上长征路。小战士们大多在医院和宣传队承担救护和宣传任务。徐特立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地挂在壁上，飞跑着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没有了。看护虽然是儿童，他们的脚特别长，跑步特别快，因为迟慢了工作，就要遭失败。眼睛也特别敏锐，将到宿营地，眼睛四射，路上经过的禾草门板，一根一块，都反应在他们的眼睛中。”铺开好了，小战士们帮伤员烧水、洗脚、换药、打饭、洗绷带。每逢翻越高山或途经崎岖难行的路段，他们就跟随宣传队跑到队伍前，唱着歌谣、高喊口号，激励战士们坚持向前。长征路上，红军小战士们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以赤诚的革命热情，在艰苦征途中绽放少年的信仰之光。

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参与领导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1934年11月，吴焕先同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进行长征，开辟鄂豫陕苏区。战场上他骁勇善战，多次在危急关头手持大刀带头冲锋，一次次粉碎敌人进攻，深受全军指战员爱戴和敬佩，被誉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魂”。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吴焕先亲临前线，指挥争夺制高点，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吴焕先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无畏的战斗精神凝聚红二十五军，用生命践行初心，是长征途中令人敬仰的革命英烈。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一些彝族群众和彝族部落武装因不了解红军进行阻挡。红军严守党的民族纪律，绝不伤害受苦受难的彝族同胞，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深受感动。他在亲自见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后，对红军满怀敬重，主动提出要与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刘伯承欣然应允。5月22日刘伯承与小叶丹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红军授予他“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随后，小叶丹用七天时间，护送全部中央红军离开100余里的彝族区。红军走后，小叶丹带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联合其他家族武装，与国民党军队持续斗争了五年有余。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小叶丹将队旗视为民族团结和民族解放的见证与寄托，一直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以此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迫害。

中国夷（彝）民红军

沽鸡支队旗帜   

大渡河畔，安顺场十七勇士乘一条小船劈波闯关。他们是连长熊尚林，排长罗会明，班长刘长发、郭世苍，副班长张表克、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这些革命志士没有一人看到中国革命迎来胜利。泸定桥上，二十二勇士攀着13根铁索迎着枪林弹雨，打开了北上通道。他们的姓名，目前已知12人，其余10人至今未能确认姓名。腊子口悬崖边，苗族小战士“云贵川”借助一根绑着铁钩的竹竿攀上绝壁，带领战友从崖顶投掷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碉堡。他的真实姓名同样没能留下，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贵州籍苗族战士。这些留名或无名的勇士，是千千万万红军将士的缩影。这支英雄队伍能够无数次冲破绝境，靠的是危急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不为人知之处都有人默默牺牲。正是有名与无名的奉献凝聚在一起，才铺就长征走向胜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