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革命：孙中山与上海》聚焦孙中山与近代上海的历史联结，跳出传统线性历史叙事，采用专题式研究框架，围绕城市空间、人际社交、舆论宣传、经济筹措、思想构建、后世记忆等维度整合孙中山在沪活动史料，以共时性视角解读革命伟人与近代上海的深层历史关联。书共分六章，分别为“一人一城 演绎传奇”“结缘上海 孙宋一家”“寓沪生活 读书立说”“全赖传媒 演明主义”“兵马已动 粮草安在”“斯人已逝 伟人不死”，另有附录“孙中山与上海大事记”“孙中山在沪活动史迹简表”“孙中山逝世上海报刊评论集”三种珍贵史料。书中对抵沪次数、寓沪时长、寓所地理、社交网络等均有精细考订，在多维图景中还原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的真实互动。

>>内文选读：

辛亥革命前的筹款活动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财力基础如何？来自何处？又是如何运作的？如今学术界，主要因为可资依靠的史料不足，很多情况不能以计量数据准确表述出来。但根据蒋永敬、郑宪的研究，有一点毋庸赘言，即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所筹措的经费主要“是靠华侨支持的，特别是南洋的华侨”。“革命党人之向华侨筹款，亦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有效的途径。”而就其筹款所试行的途径，约有以下五种：革命党人自行出资；争取华侨富商的支援，唯此情形并不多见；发行债券，许以优利；活动外国贷款；零星捐募，集腋成裘，乃为革命经费最可靠的来源。

对清政府来讲，孙中山乃是“叛国者”。因为没有合法地位，遭到清政府全球追缉，孙中山为革命事业而在上海的筹款活动，必然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如此一来，上海城市中能够给予孙中山以财力支持的，只能属于前文所述的五种筹款方式中的第一种，即革命党人自行出资。革命党人居住沪上，能够长期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必须同时具有以下三种条件：一是须得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为自己的理想，才会做出如此大的牺牲；二是须得有合法的正常身份，且支援活动须得小心、隐秘；三是自身财力须得雄厚、稳定。

下文将要讲述的三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仗义疏财、义薄云天，在不同时期，都曾给予孙中山革命以有效的财力支持。而孙中山对此三人也十分尊敬，结下了相伴一生的友谊。

１．“隐君子”宋耀如

宋耀如是孙中山由改良转为革命的关键时期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两人交往在前章“结缘上海，孙宋一家”中已有详述，此处不复赘述。

1890年，自降为“本处传道”的宋耀如开始尝试改变自己作为传教士每月仅仅15美元的窘迫境况。他先借机参与上海美国圣经会（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工作，受其委托印刷并推销《圣经》。经过一段时间对印刷行业了解，他决心投资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印书馆。这就是后来位于上海最繁华南京路段的华美印书馆。之所以取名“华美”，是因为宋耀如不甘心“华”总是位居于“美”之后，偏偏要把“美”字放在后面，并下定决心与美国人开设的“美华印书馆”一决雌雄。

华美印书馆采取薄利广销的策略，打破用价格昂贵的纸张开印《圣经》的成规，大胆地采用廉价的中国纸张开印，使印刷成本大大降低，销量猛增。此外，华美印书馆还大量承印学校教科书，1890年下半年，又承印了全国销量最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由于宋耀如颇有天赋的经商才能和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商家都喜欢与他做生意。华美印书馆的生意日益红火，声名大振，实力增强，最终收购了竞争对手美国人创办的美华印书馆。他的好友步惠廉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892年宋耀如）退出布道团后，他随即开办了他的主要企业，为他以前的雇主印刷中文圣经。他开办了一家小型的印刷馆，并且很快赚到了钱，比他以前做传教士挣得要多。”

日渐富有的宋耀如并没有须臾忘记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持。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宋耀如十分兴奋，当即从上海给这个被誉为“少年中国党”的新型民主革命团体汇出第一笔捐款3000元。1895年1月下旬，为筹集广州起义所需要的款项，孙中山偕兴中会会员邓荫南、夏百子、陈南、李杞等人怀抱满腔革命激情和美好憧憬，登陆上海滩。然而，孙中山彼时虽有满腔豪情，所筹集资金却是不敷革命大举之数，财政上极其艰难。在檀香山时，孙中山便为此而心中异常焦灼，得大哥孙眉贱卖牛牲一部，以充义饷。邓荫南也变卖家产以充革命所需。万般无奈之下，孙中山约见了宋耀如，请他帮助筹划经费。宋耀如毫不犹豫地“又一次倾囊捐助”，并且为了“保守兴中会的机密”，宋耀如是瞒着家人进行此事的。

宋耀如开办印书馆的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利用这一便利，帮助孙中山印刷鼓吹革命的宣传品。其中包括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宣传材料，如《民报》《伦敦蒙难记》（孙中山）、《革命军》（邹容）、《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猛回头》和《警世钟》（陈天华）等。宋庆龄时隔多年还记得父亲在宋家的地下室里秘密设了一个印刷厂，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宋耀如、倪皀贞对此十分谨慎，当时告诉宋家子女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他们去拿宣传孙中山革命的小册子。由此可见，频繁与革命志士往来过程中，宋耀如已不能再瞒着家人进行革命事业。出乎意料的是，上海宋家人也都无条件支持宋耀如的决定。

除为革命印刷宣传品外，宋耀如还将自己的居所和华美印书馆贡献出来，用作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联络处和接头处，作为反清革命志士躲避官府追捕、秘密聚会议事的场所。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流亡海外期间，每次秘密回国必然住在宋家。一位反清志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壮哉印书馆，‘华美’天下传。《圣经》表其志，檄文壮我胆。党人议光复，志士制炸弹。勇兮中华人，至此最爱看。”

宋耀如靠印刷《圣经》而发财，取得人生中第一桶金。他把精明的经商头脑运用到了多个领域，不仅兼做进口机械的代理商，还从事面粉制造业，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成为上海滩较早的买办商人和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宋耀如积累了五六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资本。他把大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成为孙中山的重要财力支柱。不仅如此，加入同盟会后，与那些在前线反清武装起义中冲锋陷阵的勇士们不同，宋耀如的主战场远在大洋彼岸，凭着自己在爱国华侨中的声望和与美国富翁之间不同寻常的联系，他奔波于中国上海、北美大陆之间，为反清革命募集了巨额资金。仅1905年的美国之行，就有两百万美元转到了同盟会的账上，这对孙中山及其新创的革命组织来说有多么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之后，他更是担任了同盟会的司库，正式地成为“革命理财人”，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２．“革命圣人”张静江

张静江，谱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别署饮光、卧禅，晚年遁入空门，佛名智杰。出生于浙江南浔“四象八牛”中的“四象”之一的豪门张家，从小脚跛目斜，且顽劣异常，智异常童。他好交友，尚豪侠，喜冒险，常常以李清照名句“生当作人杰”自勉，后索性以“人杰”自名。

得益于其岳父、前清翰林、山东学台姚菊岐的推荐，张静江于1902年以随员身份，随同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张静江承继了家族经商的血脉，抓住中欧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商机，奔波于巴黎、上海之间，1903年于巴黎创办独资商行通运公司，从此开辟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的先河，此举也为他赚取了大量财富。

当时的法都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荟萃之地。留法多年的张静江此时受到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影响，思想开放，言论开放，于1906年与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组建世界社，次年刊发《新世纪》（周刊）杂志，指明：“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可见张静江此时已有革命之念。

1906年春（一说1905年冬），张静江与孙中山同乘一艘客轮。那时，张静江的身份还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而孙中山是清廷通缉的要犯。当他主动与孙中山谈话时，孙中山有意回避，不料张静江在甲板上拦住了孙中山，说道：“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是最赞成你的人！”互相了解之后，张、孙两人约定，以电文A、B、C、D、E为暗号，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张静江许诺以金钱协助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当初不敢深信，直到1906年冬，哥老会在华中起事，急需款项，以便接济，他乃命黄兴电张静江试请捐助，张氏当即就汇了30000法郎（约合美金5788元，日元11576元）到东京。半年后，在加入中国同盟会前一个月，张静江再捐助5000港币。革命时期，张氏捐助革命党经费的行动从未中断。据胡汉民称，张氏曾两次汇款到河内孙中山的总部，全数有港币60000元，他是捐助革命经费最力的人。《孙文学说》“有志竟成”一章中，孙中山回忆道：“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张静江不仅自己资助孙中山革命事业，他更是积极介绍时在上海的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革命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1906年，时任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的庞青城以6万两银子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７号（今江宁路336号）建造一幢占地10亩，有房42间的洋房别墅。庞青城还专门为孙中山辟一卧室，供其在上海期间的生活所用。该处别墅房既是庞家公馆，亦是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场所，同盟会财政部临时办事处也设在这里。

辛亥革命期间，张静江留在上海。在陈其美派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张静江负责后勤供应，为筹措各种军需，两天两夜未曾合眼。而同盟会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所需军饷一半即为庞青城所资助。其时，南浔“四象八牛”家族中的张静江、庞青城、周伯年，均参加了上海、杭州的光复。张静江等人是富可敌国之人，但面临革命用度这一“无底洞”，都曾有过不敷支持之时，但是他们为支持孙中山革命，尽其所能，可谓“毁家纾难”。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尊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评价甚高。

３．“如见故人”沈缦云

1915年7月，孙中山惊闻沈缦云逝世的噩耗，潸然泪下，亲题“如见故人”挽词，以致哀思。“如见故人”四字见证着孙中山与沈缦云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亦可折射出沈缦云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贡献。

沈缦云，江苏无锡人，1868年出生，原姓张，名翔飞，幼入上海教会办的培雅书院读书，12岁入赘上海的无锡籍富商沈金士之家。沈家是开办铁厂的资本家，沈缦云来到这里先是读书，接着学习技术和经营管理，1905年筹设上海信成银行并自任经理，1906年参加李平书等人组织的南市商业体操会，1907年任上海南北市商会董事、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1909年任上海总商会议董。1910年，他被上海总商会推为代表，赴京请愿，进见庆亲王奕劻，要求速开国会，遭拒，思想由拥护立宪转向革命。《沈缦云先生年谱》记其事曰：

先生痛陈当时商界困难情形，谓：商力疲，则国势弱；征税轻重不平，则人得避重就轻，而民情涣散。迩来挂洋旗、入外籍者，日见其多，是国未灭而种先亡。字字沉痛，发人深省。语至请开国会，声益高，气益盛。庆王曰：子来为国会乎？答曰：然。曰：朝廷既有九年筹备之诏，何得多渎，曰：何不缩短期限，以慰天下人民之望？曰：国会能否速开，朝廷自有权衡，非人民所得而请求。曰：各国立宪，无不出自人民要求。曰：此风不可长，予不谓然。言至此，庆王起而送客。先生退而叹曰：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

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自此辞。乃束装返沪。

1910年，同盟会会员于右任等人欲创办《民立报》，鼓吹革命。沈缦云慷慨解囊，当即认股2万元，垫资3万元，共计经费5万元，予以资助。此时的《民立报》报馆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总站，迎送来往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费用开支浩繁，都由沈缦云主持的信成银行负担。至于盟友经济困难商借旅费等事情，沈缦云也是有求必应。可以说，沈缦云对于革命事业的支持，已经渗透到革命者个人生活方面，可谓面面俱到。当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时，沈缦云受同盟会委托，筹得款项白银4万5千两，并委托其兄德商瑞记洋行军装部买办张祥和，向德国购得步枪3千支、子弹50万发，可惜的是从欧洲运经香港时，被港英当局查获，全部没收。

沈缦云对孙中山的革命不仅出钱，而且不惜出命。1910年，在高涨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沈缦云经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为上海滩上商界上层人物中加入同盟会第一人。在他的影响下，上海一大批绅商如王一亭、叶惠钧等人也先后加入同盟会，投身于革命洪流。

1911年初，沈缦云希望在上海发起组织全国义勇队，但还未正式成立，就被清政府勒令解散。沈缦云并未气馁，他改去义勇队之名，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这一组织后来成为上海起义时攻打江南制造局的一支重要力量。5月，沈缦云等人领导组织了中国国民总会、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等10个团体联合会。6月11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５千人，公举沈缦云为会长。更为重要的是，在沈缦云撮合之下，10月29日，绅商领袖李平书与上海革命力量的实际统帅陈其美在成都路贞吉里李平书寓所相见。“李、陈联手，对上海革命力量的增长有重要意义。李平书转向了革命……这样，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转向了革命，上海商团成了革命党人掌握的一支武装。”

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任财政总长。由于事起仓促，革命军毫无财政准备，军政各费毫无头绪。沈缦云首当其冲，信成银行前后垫款达30余万两白银，犹不足应付。在这种情况下，沪军都督府委派沈缦云另组中华银行。该行于1911年11月21日在上海成立，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以应急需。沈缦云在财政支持上，从一己之力到组织社团（企业）力量，借助上海这个平台，为孙中山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12年4月5日，由于在上海光复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孙中山曾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动”匾额一方赠予沈缦云，以彰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