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研究型高校一年经费预算高达百亿元，而不少技能型高校仅有几百万元，二者最高相差万倍；一些高校没有资源也要拼命筹建医学院，只因“小而美”在综合排名中吃亏；为挤进“双一流”，部分高校举全校资源托举一个专业；为应对学科评估，一些高校不顾学科发展特点盲目砍掉或拆分C档、D档学科；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将当地高校进入新一轮“双一流”名单作为重要政绩目标写进文件……这些看似夸张的现象过去很长时间真切地发生在我国高等教育中。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9月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可谓“及时雨”。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多位专家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分类评价是为了帮助学校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也让全社会从“名校焦虑”中解放出来，让更多学生在不同通道实现成长成才。

高校到了不得不“分开走”的时刻

这并非国家首次从政策层面提出高校分类发展。

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此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一再重申，但成效始终有限。

为何高校宁可“大而弱”，也不愿意“小而美”？

归根结底，原因在于大学缺乏足够动力。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阙明坤分析，为满足人民群众“上大学”的心愿，过去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扩张，2025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4873万人。当学生越来越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时，新专业、学位点和办学层次也有不断增长的空间。

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及学龄人口拐点临近，原先规模扩张掩盖之下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从今年部分高校招生仅个位数，甚至有地方高校不得不关门的现象来看，高等教育要回应的，已经不再是如何“上大学”，而是“上好学”。无法回应这一需求的高校将面临生存危机。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观察到，在“名校焦虑”影响下，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一架“纵向扶梯”：专科院校希望升本科，学院希望更名大学，有硕士点的希望争博士点，地方本科希望成为研究型大学。然而，同质竞争的结果是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名校焦虑”都越来越严重，学历内卷越来越严重，但产业一线各类人才却长期短缺。

“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研究型大学集中攻关，产业升级要求大批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千校一面’的结果是，两头的人才都供不上。”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告诉记者，这次《意见》由中央统筹，意味着编制、财政、发改、人社等部门协同跟进，正是要解决分类改革中的难题。

同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明确将资源布局与人口变化、区域战略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有限资源将优先投向定位清晰、真正具有比较优势和不可替代性的高校。也正因此，高校分类发展之下，每一所大学都应该弄清楚的是：自己为什么存在。

把高校从“争创思维”中解放

多位受访专家坦言：给高校分类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改变“一把尺子”评价所有高校的做法。不少高校之所以会“口头分类、行动求同”，正是因为国家一方面对高校分类发展提出各种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给出了南辕北辙的激励机制，争项目、争“帽子”、争院校升格、争学位点等成为高校发展的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是以学科导向的学术评价为主导。高校内部乃至全社会都存在研究型大学优于应用型大学，技能型大学位居“末端”的鄙视链。上海电机学院副校长王宏志就感慨：“社会按照C9、985、211、‘双一流’等身份标签给高校分成三六九等，大量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长期处于低存在感的尴尬处境，就连招生也因此受到影响。”

也正是因此，一些在凭借优势和特色发展的地方性院校或者特色院校在升格为大学后，就急于朝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看齐，有学者将之戏称为高校的“学术漂移”。

张端鸿直言，《意见》发布后亟须解决的问题，不仅是让高校找到合理定位，更要让高校安心坚持这个定位，“必须要有充分的制度激励。”

尤其是新规提到，“十五五”期间除了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还为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提供了“双优”建设通道和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通道。王宏志还提到：“要把学校从一轮又一轮的申报与竞争焦虑中解放出来，防止学校从原先挤一座独木桥，变成挤几座独木桥。”

告别“唯学历”“唯名校”“唯帽子”倾向

“对高校而言，保持清醒和定力很重要。”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立信研究院（智库中心）高级研究员张林谈到，高校要主动对接分类评价要求，大胆摒弃传统“五唯”评价模式，尽快建立以“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让对照新标准、取得新成效的二级单位和教师获得更大激励。

这一点，上海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18年，《上海市高等教育促进条例》就确立了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应用技能四类，叠加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形成“十二宫格”。2020年全市62所普通高校全部纳入分类管理，其中学术研究型13所、应用研究型10所、应用技术型17所、应用技能型22所。去年以来，上海提出了“为科服务、为产育人”的改革理念，以“一校一策”推进58所市属高校完成办学定位论证。

具体到高校，改革也在推进中。上海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单位中，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全面取消对论文、专利的普惠性奖励，将激励重心精准锚定标志性原创成果；对于新进教师，明确是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聘任去留“脱钩”。上海电机学院则按照产业逻辑重组七大工科学院，设置了包括产业型、教学型以及教学科研型等8种职务晋升序列，优秀青年教师可凭产学研实绩提前享受高级职称待遇。

不过，尽管高校如火如荼推进评价改革，但考生和家长择校的标准未必改变。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提到，高校分类改革能否取得实效，还有赖于全社会观念更新与教育外部环境的协同支持。

樊秀娣感慨，当前“名校焦虑”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一些基础教育学生为进入名牌高校而展开的升学竞争，已到了扭曲的地步。之所以大家放不下名校情结，与基础教育出口处的高校被简单分层不无关系。当高校“有类别、无层级”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才能让多元人才观被广泛接受，学生才可能按照自身兴趣爱好、才能禀赋等理性选择高校。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离不开社会条件，不是教育部门一家努力所能成就。”阙明坤建议在政府引导下，让就业政策、人才使用、职业发展和舆论引导等方面协同发力，树立多样化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高校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功能与服务面向不同；人才没有贵贱之别，只有岗位职责分工不同。”阙明坤谈到，近年来，包括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一批学校录取分数赶超部分“双一流”高校，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更验证了技能赛道同样能够走出世界冠军。

只有走特色发展道路的高校有地位、有荣誉、有回报，前景广阔，分类改革发展才能真正成为高校自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