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据日本媒体报道，去年11月中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要求政府考虑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中方不尽快将薛剑召回，日本就将其驱逐出境。奉命处理此事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举行会谈，传达了日方正在考虑驱逐薛剑的消息。面对日方的施压，刘劲松当面给出了强硬答复：中国只要驱逐1名日本外交官，就会驱逐2名日本外交官。

整起事件的源头，是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发表的涉台言论。当时高市公开宣称，台海一旦出现变故，日本有理由将其认定为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按照日本现行的安保法制，“存立危机事态”是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定条件之一，实际采取武力行动还必须满足其他法定条件。这一表态直接触碰了中方在核心利益上划定的红线。言论公开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社交媒体上用日文直接回应，警告日方必须做好承担严重后果的觉悟。

薛剑的表态迅速在日本政坛发酵。日本多名右翼议员借题发挥，公开要求政府依据国际法将薛剑驱逐出境。高市早苗顺水推舟，将驱逐中国总领事作为树立自身强硬形象的具体手段，召集官房长官木原稔以及外务省官员商讨执行方案。在日本政府最初的评估里，这场外交试探有一套推演逻辑。他们认定日方驱逐薛剑之后，中国大概率会采取对等反制，驱逐1名日本驻华总领事。日方评估认为“1换1”的结果尚在可控范围之内，既能向国内右翼交代，又能维持局势可控。

但是，外务省局长金井正彰在北京得到的答复完全脱离了日方的推演模型。中方直接给出了翻倍反制的明确信号。驱逐1个就反制2个，这种非对称的反制方式，瞬间把博弈的成本推高到了日方无法承受的区间。外交驱逐一旦进入翻倍升级的轨道，第一轮是1比2，第二轮就是2比4。如果日本继续跟进，日本在华的外交和领事网络将在极短时间内面临实质性瘫痪。

更关键的现实在于，日本根本无法承受双边关系彻底停摆带来的连锁反应。当时中日经贸往来正处于敏感期，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半导体供应链以及商界团体，一直在向政府施压要求维持稳定的沟通渠道。如果中日之间因为互逐外交官而导致官方渠道彻底关闭，随之而来的经贸反制和监管收紧，将直接冲击日本本土产业。高市早苗可以在政治集会上维持激进姿态，但日本自身的经济底子，承受不起双边关系断崖式下跌的代价。

在接到金井正彰带回的明确答复后，高市早苗政府迅速调整了应对口径。原本声势浩大的驱逐呼声悄无声息地降温。高市最终决定放弃驱逐薛剑。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将这一决定解释为担忧报复升级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也是为了给两国保留对话空间所作出的艰难判断。然而现实是，中方在核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丝毫变化，中日政府间的高层对话也没有因此重启。薛剑总领事继续担任驻大阪总领事，日方所谓保留空间的说法，只是在外交试探碰壁后寻找的下台阶。

从这场交锋的过程来看，日本政界长期存在一个认知惯性。他们习惯了过去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旧状态，总认为自己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可以随意试探，只要事后摆出寻求沟通的姿态，中方就会为了双边大局选择息事宁人。高市早苗试图在红线边缘反复横跳，甚至把外交官的去留当成博弈筹码。但刘劲松的当面回击表明，中方的反制不会按照对方设定的剧本展开，面对触碰红线的挑衅，反制力度只会远远超出挑衅者的预期。

这场围绕总领事去留的风波，最终以日本政府放弃驱逐薛剑收场。它清楚地表明，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任何企图通过试探底线来换取政治资本的做法，都打错了算盘。高市早苗原本想靠一次冒险行动巩固声势，但面对翻倍反制的现实底线，日本政府最终只能咽下自己制造的僵局，把一次高调的施压变成了无法推进的尴尬退场。

信源

[读卖新闻] [2026年11月8日] [“首斩り”总领事的驱逐，中方预告“加倍奉还”后被搁置……日中关系持续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