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陈时予一直被二手烟所困，每次在公共场合闻到烟味，就像有人朝她脸上打了一拳。她已然养成劝烟的习惯，通常是在餐厅这种避无可避的狭小地点。凭借练出了肌肉的强壮手臂，她无需惧怕反驳和冲突。

但高铁站台始终让人感到无力。站台上总聚集着大量吸烟者，上下车只能穿过弥漫的二手烟雾。在陈时予体感中，她出行常路过的几座高铁站里，宁波站的二手烟尤其明显，站台上的灭烟柱也更大、更显眼，甚至有更多的人在吸烟。矛盾的是，灭烟柱上还贴有“禁止吸烟”的标识。在又一次“忍无可忍”的旅程后，今年3月，陈时予决心起诉宁波站。

几年来，高铁站台二手烟泛滥的问题一直被舆论所诟病，但铁路部门几次声明，目前站台并无禁烟规定，拉锯之下，公众对站台失控的二手烟给出了愈发强烈的批评。

10月12日，陈时予起诉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车务段的案子在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她的诉求包括撤掉灭烟柱、加强对吸烟行为的劝阻，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损失”各1元。

“二被告作为宁波火车站的管理运营主体，在站台设置‘禁止吸烟’标识，即已自认站台为禁止吸烟区域。然而，二被告在同一区域设置‘灭烟处’并提供烟具，实质上是为吸烟行为提供便利与引导，与‘禁止吸烟’的明示要求形成根本性矛盾，足以误导乘客认为‘灭烟处周围可以吸烟’。更严重的是，二被告明知站台存在大量吸烟行为，却长期不予管理、不予劝阻，放任二手烟对广大旅客的身体健康造成侵害，明显未尽到承运人应尽的管理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已构成违约。”陈时予在起诉状中写道。

另一位在今年3月路过宁波站的乘客也表示，站台上二手烟非常严重。“灭烟点成了烟民聚集地，他们是站在边上把烟抽完再灭的，灭烟点成了吸烟点，成了烟头收集点。”她回忆自己当时“被呛生气了”。

陈时予的诉求和主张基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包括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九条：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公民不得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内吸烟。

陈时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训练，准备诉讼期间，她反复向AI提问，整理法律条文、起诉材料和庭审流程。她还在网上咨询了一位律师，协助起草了诉状。她认为，站台作为铁路运输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承运人管理控制的公共场所，为旅客提供安全、健康、舒适的站台环境，系承运人的法定合同附随义务。同时，火车站站台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依法属于禁止吸烟区域。

由于国家层面一直未出台控烟法规，高铁站台能否禁烟一直处在争议性的模糊地带。控烟人士主张此类有顶棚的半开放区域人流密集，二手烟影响严重，应纳入控烟范围。但铁路部门主张其不具备控烟执法权，受铁路系统管理要求，地方行政执法人员和志愿者又难以进入站台等区域，站台控烟的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详见：《没人管还是管不了？人流密集的高铁站台，陷入控烟困局》）

这也导致了一个法律技术性问题，当像陈时予希望通过法律诉讼倒逼高铁站履行对乘客的健康承诺时，只能先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健康损害。陈时予在起诉状中写道，通过站台出站的过程中，被迫近距离、高浓度吸入上述吸烟者吐出的二手烟雾，导致原告鼻咽喉当即产生强烈不适感，呼吸受阻。次日，她因反复鼻塞、喷嚏、流涕等症状，前往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这次就诊证明也称为证据链里的关键一环，她描述，自己有既往有过敏性鼻炎、哮喘病史，二手烟的侵害直接诱发并加重了原告的病症，身体健康受到严重侵害。

为了节约诉讼成本，陈时予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开庭前几天，她反复和AI模拟庭审过程，推测对方可能的质疑。

10月12日，首次开庭，法官组织双方质证。不出意外，铁路部门称现行法律法规未要求站台禁烟，且已通过广播和标识尽到劝导义务。铁路部门还认为，吸入二手烟与身体症间不存在医学上的因果关系。有趣的是，铁路部门对设置灭烟柱则回应称，设置灭烟处的核心目的在于防止旅客随地丢弃烟头引发安全隐患，并非引导或鼓励聚集吸烟。

“如果安全系数要求很高的话，为什么要支持火源带进站台里面？”陈时予疑问。

这次起诉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大量支持，“感谢作者挺身而出”。不过，到目前为止高铁站的控烟工作还未有太多进展。相反的是，法院立案后，陈时予发现，宁波站撤掉了张贴在灭烟柱上的禁止吸烟标志。

今年7月意外收到法院立案通知时，陈时予在朋友圈记录了自己的想法。“接下来几个月和公共场所禁烟这事儿打一场“注定会输”的仗。咨询律师说个人起诉，甚至立案都有难度，胜诉几乎不可能。”她写道，“我还是想试试，哪怕只是改善一点呢?”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宋承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