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首场“奋进‘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替代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加强社保体系同就业结构、工作方式变革的衔接，做好兜底性、普惠性社会保障。

当前，全社会对人工智能机遇与风险并存已有广泛共识。其中，技术普及可能给就业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就在上个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积极增强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赋能传统岗位、提升就业质量、激发创业活力的正面效应，有效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促进、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

具体来看，主要有两个大方向。一是要做大人工智能催生的就业增量。如此次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要推动模型训练师、数据标注员等新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二是要缓解由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替代影响，这涉及事前的风险评估和事后的风险处置。

在事前评估上，《意见》明确要稳慎把握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应用的范围、力度、节奏，尽可能减少对从业人员的冲击，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评估机制。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推广应用不能只考虑单一维度的效率提升，也应该把对就业的影响纳入考量，在此基础上作出综合研判。

事后处置，则是要控制好就业替代后的风险。此次发布会提出，要加强社保体系同就业结构、工作方式变革的衔接，做好兜底性、普惠性社会保障，就是一种必要的善后。不过，这背后既涉及社保制度的系统性优化，也需要理顺成本分担机制，平衡好各方权责，有赖于制度的周全设计。

长远来看，减缓人工智能普及可能带来的就业阵痛，还需要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转型。理论上，人力资源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的契合度越高，对就业的冲击就越小。那么，无论是配套的职业培训体系、就业服务，还是更长远性的基础教育，都需要有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作出新的调试。

鉴于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和特点，它带来的就业增量和替代的就业存量之间，难免存在结构性矛盾和时间差。也就是说，阶段性、结构性的就业冲击，几乎很难完全避免。正视这一现实，相关应对政策就应该前置谋划，更具针对性。比如哪些行业需要列入重点审慎监管，哪些行业可以优先普及，不妨有更明确的政策指引。这不仅有利于稳定市场和劳动者预期，也能为人工智能应用发展划定合理边界，以最大程度“趋利避害”。

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如何应对技术革新带来的就业冲击，人类并不陌生。但人工智能有其新的特点，不仅是影响更全面，更触及对人的主体性本身的挑战，由此在社会心理层面或也将带来更强的冲击感。这一特点要求，妥善平衡好此轮技术变革的“危”与“机”，需要有更周全的考量。

答好这道必答题，本质上依然是坚持把“人”作为评判技术应用合理性的根本尺度，兼顾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切身感受。这既是确保技术向善、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也是治理现代化不容忽视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