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北京大学获授名誉教授后发表演讲。他先承认，中国希望保护本国经济免受外部冲击，“可以理解”；紧接着话锋一转：但中国增强自身独立性，不能反过来让其他市场对中国形成“单方面依赖”、陷入脆弱。

同一天没有说出口的另一半，此前已由德国总理默茨在新加坡补上。10月27日，默茨把对华全面脱钩称为“一个错误”，但同时要求欧洲和亚洲减少“不健康的单方面依赖”。总统在北京谈合作，总理在东南亚谈“减依赖”，两条线并行，指向的是同一个诉求：欧洲希望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同时约束中国在供应链和规则上反过来对欧洲形成的压力。

问题在于，“依赖”这个词在欧洲对华政策里并不是对称使用的。

施泰因迈尔列举的欧方关切包括：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准入受限，欧洲市场面临大量获得补贴的中国商品，以及中国对原材料出口的管制和限制。这些关切有事实底子。中国近年来陆续对镓、锗、石墨、锑以及部分中重稀土建立出口管制制度，2026年7月又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涉及稀土、永磁体、镓、锗、石墨、锑、钨等两用物项。那一次的直接触发点，是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把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入名单，中方随后对等反制。欧洲产业界感受到供应压力，不是凭空想象。

但同一时期，欧洲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并没有松动。荷兰在美国长期施压下，自2019年起禁止向中国出口EUV光刻机，部分先进DUV设备的出口也受到管制。2026年，美国国会还在推动进一步收紧ASML对华出口，荷兰政府则在试图缓冲。欧洲一边在芯片制造设备上卡住对华出口，一边要求中国在原材料出口上保持畅通；一边以“安全”为由审查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一边把中国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理称为“管制和限制”。这两套逻辑放在一起，施泰因迈尔那句“不能造成单方面依赖”就缺少了对称的前提。

再看贸易逆差这笔账。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是，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3598亿欧元，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其概括为“每天10亿欧元”。这个数字在政治动员上很好用，但它只截取了货物贸易。同一套欧盟统计里，2025年中国对欧服务贸易逆差达483亿美元，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地，仅知识产权使用费一项，中国每年就向欧盟支付上百亿美元。中欧贸易还有大约一半是中间品：欧洲企业从中国进口半成品，加工升级后销往全球，增值收益留在欧洲总部。用货物贸易一个口径下结论，会系统性地漏掉欧洲在服务贸易和附加值上的收益。

欧洲对逆差的焦虑，真正来源可能不在逆差本身。乌克兰危机后能源成本长期高企，绿色转型节奏与产业承受力错位，研发投入和资本市场效率落后于中美，这些结构性因素比中国商品的价格更能解释欧洲工业承受的压力。把竞争力下降归因于“中国补贴”和“不公平竞争”，在政治上省事，在事实上跳过了欧洲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默茨说“明智的对华政策始于国内”，方向是对的，但他在同一场演讲中仍把“减少单方面依赖”作为核心倡议，说明欧洲内部在“反思自己”和“要求中国”之间还没有选定前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0月28日回应默茨言论时，没有接“依赖”这个词，只说了几句：中德、中欧经济互补、产业互嵌，务实合作的底色是互利共赢，希望德方、欧方“保持客观理性，同中方相向而行，成为彼此可信赖、可预测的合作伙伴”。这段话反过来读，意思也清楚：如果欧洲在光刻机上继续跟随美国的封锁逻辑，在市场准入上继续以安全名义设限，同时又要求中国在原材料上不做任何防御性安排，那么“可信赖、可预测”就无从谈起。

施泰因迈尔在北大还说了另一句话：欧洲“乐见中国发展”，不想与中国脱钩。如果这句话是认真的，接下来需要看到的不是更多关于“依赖”的演讲，而是欧洲在高科技出口管制上给出与中国对等开放的空间。在那之前，北京听到的“不脱钩”，和欧洲实际保留的限制工具之间，仍然隔着一道没有填上的缝隙。

引用来源

路透社：《Germany’s Steinmeier says China must avoid one-sided benefits in economic ties》，2026年10月29日。

中国外交部：《2026年10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2026年10月28日。

S&P Global：《China bans rare earth exports to 14 European companies》，2026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