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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疏忽导致孩子身亡,“意外”和“过失”如何分界?
新京报 2026-11-22 16:03:54

据报道,今年9月,重庆市渝北区的崔先生下楼遛狗12分钟,将2岁儿子独自留在家中看动画片,男童坠楼身亡。

随后,孩子母亲刘女士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警方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向刘女士解释称没有犯罪事实。刘女士认为孩子父亲购买过窗户锁,代表他已经“预见”风险,孩子的坠亡应属于过失致人死亡,于是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检察院提交刑事立案监督申请。11月初,检察机关通知刘女士已受理立案监督申请。刘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已提起离婚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申请,目前离婚诉讼已立案。

意外事件和刑法上的“过失致人死亡”应如何区分?影响公安机关立案的因素有哪些?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如何避免孩子意外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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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件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是什么?

应如何区分意外事件和刑法上的“过失致人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意外事件中,行为人无法预见刑法上的危害结果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事法判解研究中心主任方军表示,“能否预见侵害结果”是判断意外还是刑法过失的重要区分,在过失犯中,行为人有预见刑法上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也有预见的义务。

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详表示,每个人的预见能力有一定差别,与个人的年龄大小、职业背景、知识水平等因素有关,“比如受过专业培训的保姆,对某些儿童自身行为危险的预见能力,通常要高于未经培训的普通父母。”

周详谈到一起类似的儿童坠楼案,一名保姆单独照看两岁女童时,将女童独自一人留在阳台处,锁门后出门取尿不湿。四分钟后,两岁女童从卧室窗户处坠楼。法院判决保姆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该判决或许就考虑到了其特殊职业对危险预见能力程度上的影响因素。

“司法实务的类案判例中,监护人被判定‘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前提大多是被告人明知或应知具体的危险,同时让幼儿脱离了监护且未托付给他人。”上海天聿格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泉锡提到几起父母被判定负有刑事责任的案例,如在明知该房间窗户不能上锁、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然将孩子反锁在房间内,长时间外出喝酒;主动将幼童置于阳台、天台或车内。

李泉锡表示,刑法上的“疏忽大意”,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监护人法定注意义务的违反程度、监护人离开的时长、周围环境有没有危险、当时有没有可能避免事件发生,以及这个结果是不是由其行为直接导致的。

或许有人觉得,幼童在无人看护的时段,因其自身行为导致的严重结果是意外事件,也就不用追究照护者的刑事责任。但周详认为,重庆这一事件中,无人照护状态下两岁幼童爬上窗台从窗户跌落死亡的情况并不算意外。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儿童死亡,相关责任人员就一定构成犯罪。某个案件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应刑事立案、是否构成犯罪、是否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需要根据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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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会迅速立案?

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失责导致未成年人发生意外时,也不乏公安机关迅速立案的情况。

据公开信息,2024年6月6日晚,赵某某饮酒后和妻子黄某携6个月女儿回到家中,因女儿哭闹,黄某埋怨赵某某不哄孩子,与赵某某发生争吵。赵某某抱起女儿站在客厅窗户旁,边摇晃边争吵,因醉酒、转身幅度过大,女儿自其手中滑出窗外,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当晚,医院工作人员得知可能涉嫌刑事案件后报警,6月7日公安机关决定以赵某某涉嫌故意杀人进行立案侦查。法院判决被告人赵某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周详认为,公安机关接到家属报案之后,要根据查明的事实,先判断被控告者的行为与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再在此基础上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如果能同时肯定“因果关系”和“故意或过失”这两点,就应当刑事立案。

至于过失责任的大小是否影响犯罪成立的问题,周详表示,不同主体对此可能存在差异性判断。比如“重庆2岁幼童坠亡”事件中,父亲留儿童独自在家12分钟,这个时长因素到底属于“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对这类具有一定模糊性空间的判断事项,或许公安机关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先立案,然后交由检察院或法院予以具体判断。换言之,公安机关立案的标准与最后司法机关判断是否成立犯罪的标准,并不完全等同。

在此类事件中,过错方也是受害人家属,这是否会成为不立案的因素?

方军表示:“考虑到刑事判决还有一般预防作用,对应该立案追诉的就应予以立案追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类似事件在未来再次重演。”

此外,相比监护人,负有看护义务的责任人疏忽,是否更容易被立案?

相关案例显示,2020年8月6日,河南栾川县一读经班负责人蒋某华驾车接送3名儿童前往看护中心,将2岁5个月的男童遗忘在车内致其死亡。次日凌晨,栾川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当日发布警情通报并对蒋某华依法刑事拘留,8月10日提请批准逮捕。

周详表示,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是否实际立案,除了看是否符合立案标准,也会适当考虑受害者家属的态度,这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也符合恢复社会关系的刑事司法精神。亲生父母通常会强烈要求追究非亲生父母的监护人或照护人的刑事责任,如果是亲生父母一方的过失行为导致儿童死亡,基于夫妻关系的考虑,另一方有很大概率会选择放弃报案与控告,公安机关通常也就不主动介入。

“也就是说,对于很多轻微犯罪而言,被害人家属是否谅解对方,是否放弃追责的实际态度,对刑事诉讼程序的走向有一定影响力,从而让我们误以为监护人是父母而立案标准就会降低。”周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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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案件中,身为监护人的父母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被害人家属的态度不仅影响了是否立案,可能还影响着刑罚的裁量。

根据公开判决,2025年10月6日晚,孩子母亲王某将3岁儿子哄睡后,明知房间窗户不能上锁,仍反锁房门外出喝酒、用餐,次日凌晨孩子从五楼坠亡,王某获取了被害人父亲的谅解,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决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另一起案例显示,2020年4月,被告人黄某勇因5岁继子黄某某不用心背诵加减法,不顾他人劝阻将黄某某抱到6楼天台,让其独自坐在小凳子上背诵,并将天台门反锁。之后被害人黄某某从六楼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害人的亲生父母均未谅解被告人,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勇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未适用缓刑。

“如果立案之后到了判决阶段,被告人同时是受害者家属,再加上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判决时可酌情考虑从宽量刑。”方军提到,具体刑罚需由裁判者综合犯罪类型、侵害后果、犯罪动因、犯罪人是否有认罪悔罪表现等加以确定。

李泉锡表示,刑法是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尽管部分判决中父母作为监护人被判需要负刑事责任,但也以缓刑居多,也就是未实际收监执行,这也是考虑到被告人同时是受害者家属,承受着心理痛苦。

在部分此类案件中,孩子父母仅被认为有民事责任。

一案例显示,2017年1月凌晨,租住在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出租屋的一对夫妻临时外出,将熟睡的4岁儿子独自留在四楼房间。半小时后两人返回,发现孩子不见了,最终在楼下下水道旁找到孩子,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父母认为出租屋阳台过低且没有加装必要的安全设施,造成了孩子坠亡的后果。最终法院认为,孩子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将小孩单独留在房间存在严重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涉案房屋阳台低于法定高度,房东应承担15%赔偿责任。

“若原被告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存在因未离婚分割财产,而造成审判及执行上的困难。”关于民事侵权责任,李泉锡提到,站在受害者家属的角度考虑,相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更建议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依据相关条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物质损失,例如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往往不予支持,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不受该赔偿范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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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家属有哪些司法救济途径?

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受害者家属坚持认为过错方应负刑事责任,有哪些司法救济途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雷提到,受害者家属除了可以申请立案监督,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但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同一个法律事实,不能同时进行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通常是等刑事程序结束再进行民事诉讼。

“检察机关开展立案监督时,通常会进行全面审查,既包括证据事实问题,也包括法律适用问题。”程雷表示,如果公安机关认为未成年人的去世是意外事件,那么检察机关就需要结合证据材料去审查,法律适用是否合适。

“在坠亡这类伤害案件中,如果公安机关在事发后迅速立案,当事人可能面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风险。”李泉锡提到,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项明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不需要逮捕的,依法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或者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手续后,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所以,涉及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未达成和解的情况下,不宜走直诉,也就是直接移送审查起诉,这也是司法机关考量的重要因素。

“我们不能把公安机关立案与司法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处理结果视为相互矛盾的关系。”周详提到,即使公安机关立案了,检察院与法院也可能基于亲生父母的关系,以及其他案情的综合考虑而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免予刑事处罚乃至无罪的判决。“我们应坚持区分立案、犯罪成立、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无罪等标准,将其视为公检法分工配合结构下阶段性分工处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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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外,应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

父母疏忽造成孩子伤亡的事件引发关注,有声音提出,是否需要在法律中对父母监护失职增设罪名?

“对于家庭内部事务,法律介入要保留一定限度。如果监护人确有失职,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法律上也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北京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郝盼盼认为,不能因为一个极端事件的发生,就希望在刑法当中增加罪名。

方军同样表示,关于监护人失职致未成年人伤亡的情形,没有必要单独另外立法,否则会造成立法的叠床架屋,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

此外,郝盼盼提到,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规定已较为完善。2021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其中家庭保护被列于各项保护之首,未成年人保护法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规定了“家庭保护”。2022年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家庭责任”中,也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家庭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另外,涉及未成年人时,我们在实践中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作为处理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内容,第十七条规定了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但这些规定更多是倡导性的,“即使监护人违反了这些规定,通常也并不需要负法律责任。”郝盼盼说。

除了法律的明文规定,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防范未成年人意外受伤或身亡?

郝盼盼表示,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除了家庭保护之外,学校和社会同样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力量。例如,“家校社协同”正在发挥一定作用,很多学校也在探索开展家长课堂,指导家长提升家庭教育的能力。与此同时,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以及儿童福利机构、公益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力量,也正通过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深度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之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体现在普法规划中,《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专门提到,探索建立“家长法治课堂”,提升家长对未成年人进行法治教育的意识和能力。

新京报记者 包栩

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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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22 1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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