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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俞敏洪对谈:从清华园到武大
编余闲笔 2026-11-21 10:27:56

按:这是2025年4月我接受“老俞闲话”访谈的一部分。


俞敏洪:李昕老师的出身比我更加有文化气息一些。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不识字,李昕老师出生在清华园,他的父亲李相崇老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教授和系主任,还精通好几国语言。李昕老师某种意义上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家庭的书香教养中长大的,你青少年的时光应该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

李昕:对,我1952年出生在清华园,从清华幼儿园上起,然后上清华附小,后来没有上清华附中,上的是北大附中,都是很好的学校。我很感谢我在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我生活在一个很优越的教育环境里。

俞敏洪:你上中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你应该是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小学教育?

李昕:对,小学六年加初一,七年,这七年给我打了非常好的文化底子。我初一就下乡了,但好学校的教育环境是不一样的,底子打得好,我后来能考上大学,都得要感谢我中小学的七年。我后来当编辑,我知道有很多老作家,甚至是非常著名的作家,他们很有才华,也很有思想,也很善于去结构小说、故事,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很精彩,但语言“疙疙瘩瘩”的,不太过关。为什么会不过关呢?因为中小学时期的语文基础没打好。我写的东西,语言肯定没问题,这要感谢清华附小和北大附中。

俞敏洪:从你的书中感受到,你的文化功底是非常扎实的,所以对于现在的年轻孩子来说,从小在语言功底上打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

李昕:对,特别是中小学的语文课,一定要上好,要把作文练习好。

俞敏洪:但现在一些老师也不合格啊。(笑)前两天蒙曼老师和我对谈,我们就商量,应该让孩子们继续背点古文和唐诗宋词,尽管AI时代到来了,各种信息都能查到,但个人的修养和修为跟AI是没关系的。

李昕:是的。

俞敏洪:所以这也跟你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你的父亲本身就是语言大家。你母亲也是大学教授吗?

李昕:她不是教授,但她跟我爸爸是同学,南开英语系毕业的。

俞敏洪:当时南开的水平是很高的。你有兄弟姐妹吗?

李昕:有两个姐姐。

俞敏洪:她们文化水平也不错?

李昕:也不错,我的家庭环境对我还是有些影响,主要是读书的环境。我父亲是一个读书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个书生,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书呆子,他的爱好就是读书。我们家里有沙发,他不怎么坐沙发,他最喜欢一天到晚坐在写字台前,正襟危坐地读书。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他居然把《列宁全集》40卷整整读了两遍,每一卷这么厚,整整40卷,他读了两遍,70年代读一遍,90年代又读一遍,而且读的是俄文版,我现在简直想象不出中国是不是还有第二个人,可以把这40本俄文版的《列宁全集》读下来。他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他爱读书,也培养了我读书的习惯。

(李昕老师)

  我父亲特别爱读文学书,在我们小时候,五六十年代,他买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还有苏联文学。我有两个姐姐,她们都跟着他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也就拿过来读,囫囵吞枣,那时候我才10岁、11岁,读书也是半懂不懂的,但我那时候就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牛虻》,高尔基的《在人间》等等,这对我后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很有帮助。

俞敏洪:不知不觉打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学基础。

李昕:对,就是不知不觉的。

俞敏洪:你小时候家里也都是书架子的环境,特殊时期有没有被抄家?    

李昕:有,但我的读书一直没有间断过,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家里觉得非常压抑,我逃到学校里去,住在学校里,正好红卫兵组织说我们图书馆需要保卫,就派我去保卫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里住了一年,那一年读了很多书。

俞敏洪:这不是派老鼠去保卫大米吗?(笑)

李昕:这是多巧的一件事!到我下乡的时候,我还从那个图书馆里顺走了一箱子书,二十多本吧。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对北大附中感到抱歉,所以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北大附中来找我,说你在三联书店工作,能不能给我们捐点书?我毫不犹豫地从自己个人的书柜里挑了六大箱书捐给他们,有上千本,作为我当时“偷”书的补偿吧。

俞敏洪:那应该的,很少有人“上山下乡”还拎着一箱子书。所以即使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你都没有中断读书?

李昕:没有中断。我当时16岁,去的是东北下乡,东北这个地方,11月中旬到第二年3月中旬都没活干,东北老乡也在家里待着,叫“猫冬”,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呢?反正待着也是待着,所以我下乡五年,每年冬天这四个月我都回北京。刚好我北大附中的语文老师住在北大燕东园里,离我们家很近,我就跑到她家里拿很多书回家读,我在那个时间读了大量的书。那时候四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不容易找,我都是从她那里拿的,唐诗宋词也是从她那里拿的,相当于我最初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是从她那里来的,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在文革期间借给我那么多书。

俞敏洪:小时候受父亲影响开始读书,一直到你“上山下乡”,也没有中断读书?

李昕:跟科班出身的相比,还是少读了一些,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读书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晚上回到知识青年集体户,还是要拿一两个钟头读书。

俞敏洪:其他的“上山下乡”的孩子呢?

李昕:那时候集体户的氛围是这样的,大家都在读,读的是什么呢?中学课本。因为我们上学只上到初一,初二、初三的几何,高中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这些我们都没读过,所以我们学习中学课本是在农村下乡的时候,干完农活,晚上9点、10点读的,而且那时候还用的是蜡烛。当时那些解析几何、立体几何之类的,学是学了,读也是读了,了解一点理论知识,但是做不出题来,所以1978年我考数学只考了32.5分,

俞敏洪:比我高多了,我才考了4分。你“上山下乡”的时候应该在生产队吧,跟东北人民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持续了多少年? 

李昕:我在那儿待了五年半,在我们那些知青里,我算待得久的,因为我在那儿等机会,我想当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当时有很多当地的工厂来招工,比如到县里面看粮库,到军马厂放马,我都没去,我希望上大学。直到1974年,我已经待了五年半了,最后还是赶上了一个机会,上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中专。

(李昕老师)

俞敏洪:在农村表现得非常好,才会推举去中专吧?

李昕:这也是阴差阳错,我其实是被排挤到这个中专去的。我在农村算是表现好的,总共一两百个知青,我是唯一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兼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的,在知青里,我特受重用。结果我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怎么回事呢?有一个知青,他被弄瞎了眼睛,我觉得这时候需要有人出来仗义执言,我又是那群知青里唯一一个当了干部的,我不出来说话,谁说话呢?我怀疑这个知青被弄瞎,是有人陷害他,当然现在回过来看,好像也没太多证据,可我当时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了,这就惹恼了公社的党委书记。

  其实1974年,以我这样的身份,又是公社的干部、团委副书记,又是大队的干部,我是完全可以上大学的。那年有一个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的指标,公社的教育委员和我很熟,他拿着一沓子推荐表,推荐多少个知青上学,其他都是写“同意升学”,只有我那一张表上写“同意升入大学理工科”,意思就是说,吉林工业大学的指标是明确给我的。为什么他可以写这个意见、盖上公社章呢?因为我当时是知青里面被他们高度认可的人,所以公社党委会已经全票通过了。可是这个党委会,那个党委书记没参加,他出差了,等他回来以后就问,你们推荐了什么人?大家说李昕被推荐上大学,公社书记就说,这个人不能上大学,然后他就追到县招生办,把我的名字从大学改到哲里木盟师范学校,就是我之后上的中专,后来我还因为这个事写了一篇文章呢。

俞敏洪:这也是没办法,但我觉得是祸是福没法下定论,因为你当时要是被推荐去了吉林工业大学,你后来就不会去武汉大学了。

李昕:对,这就是因祸得福。

俞敏洪:所谓祸福相依,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回头看,任何事情都是好事。

李昕:我那篇文章里面还写,他们把我换下来以后,换了另一个女知青,那个女知青进了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学得非常好,后来又考取研究生,毕业分配回北京,在北京汽车研究所,再后来做了汽车尾气研究的首席专家,还是北京市人大的常委。她干得很优秀,我也祝福她。她后来跟我说,如果当时你来学我这个,也不一定能学好,但如果当时让我去哲里木盟师范,可能我这辈子也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咱俩当时这样调换一下,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俞敏洪:命运皆所遇,遇到的事情就是你的命运。你不能只对眼前这件事情思考,你得把它放长了来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那个女知青被放在哪个位置上,最后都会发光,因为她也是奋斗者,都是愿意为自己的生命付出努力的,所以她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可能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你也是一样。你在吉林哲里木盟师范学校上了两年,毕业以后就去当中学老师了吗?

李昕:没有,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就成了很拔尖的学生,最后那个学校一共有三个人留校教书,我是其中一个,但我一天书都没教,刚报到就被哲里木盟教育局调走了,让我到教育局当干事。然后我在教育局连续主管了三年的大学招生,我最后是在教育局里做地区的招生办负责人。招生办负责人理所应当是教育局局长兼任,但他只是兼任,我是实际负责人。那时候我才二十四五岁,整个地区后来77、78级的大学招生都是我主持的,几万人的高考是我主持的。

俞敏洪:你主持的同时,自己还去高考吗?

李昕:这个事特别有意思,我自己把自己招进大学里了。所以你之前问我,你怎么没上北大?我那时候因为主持招生办,忙得晕头转向,每天加班到10点、11点,根本没时间复习,最后我跟局长说,你一定得给我点时间,他说给你三天。我用了三天时间复习,我考的分数进不了北大,是在北师大、吉大、武大这条线上,我就在这些学校里选的。

俞敏洪:其实是想去北大的?

李昕:当然,有北大谁还上别的学校啊?(笑)我一开始选的还是北师大。

俞敏洪:你是在吉林参加的高考?

李昕:在吉林参加的高考。我不是教育局的吗?我就选了北师大的教育心理系,结果碰巧就是教育心理系的老师到吉林招生,我见到她了,她非常喜欢我,说你是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来报我们这,我们非常欢迎你,但你分数够不够,我现在不知道,得将来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省招生办主任来找我,说你怎么搞的?你自己是考生,你怎么能在这参加录取啊?你要避嫌。你让你们局长来吧。这就把我换回去,把我们老局长调来了。

  在吉林省招生会议上,要决定哪个人录取到什么学校,原来76届、77届都是我主持的,78届我自己要考了,就不让我在那儿了。临走前我就想,我报北师大有没有把握?可能还是武大把握大一点,因为我是管招生的人,我了解整个状况,当时武大的录取分数比北师大低,所以我就换成了武大。但我还报了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是哲学,为什么报哲学呢?因为我爸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嘛,他告诉我,你要学哲学,哲学锻炼人的思维,我就听进去了,第一志愿报了哲学,第二志愿报的中文。但真正录取的时候,武大管招生的老师因为以前也见过我,她就跑去找我们的老局长,说“你们这个李昕,我给他录到哪个专业啊?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哲学。”老局长说,“还是中文有用性啊!”这是东北话,叫“有用性”,就他这一句话,就把我搁中文系里了。

俞敏洪:命。(笑)

李昕: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到中文系也对,因为我从小打的底子是文学底子。

(工作中的李昕老师)

俞敏洪:现在回头看,你走文学这条路,也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你要是选了哲学这条路,估计也会很厉害,就像赵林老师。

李昕:他是我同学,不过他是历史系,我是中文系。

俞敏洪:赵林老师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他现在从哲学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我还约他说一起去希腊、罗马玩一玩。

李昕:赵林写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我看了两三遍,写得非常好,是按照他的讲稿整理的。

俞敏洪:我认为那是我读过的有关西方哲学史的书里,最能够读懂的一本。



作者简介

李昕,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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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21 08: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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